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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04 我的维特根斯坦我的维特根斯坦
特里·伊格尔顿 如何给思想观念照相呢？概念的色彩和肌质是什么样的？如果这些问题与一部关于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的电影有关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早年的维特根斯坦本人就对言说（ saying）和显示（showing）之间的断沟相当关注。语言的内在结构可以展示语言与世界的 某种关系，但是不能陈述这种关系，因为陈述时需要另一语言来丈量现实与关于现实的话语 之间的距离。这好比用尺子量物体的长度，然后想用同一把尺子量出尺子与物体之间的距离 。不管用什么样的恰当形象，反正这里说的是一个纯粹自找失败的高难度动作，是某种反身 的后手翻或不可思议的豁然大悟：我们能跳到自己的影子上或看见自己看到了什么。在早年 的维特根斯坦看来，任何诸如此类抓着自己的语言鞋襻把自己举起来的事情都是根本做不到 的。如果我们的语言能抓住自己的把手，那么罐头盖上随带的起子也就能自己拉开；不过， 这正是欧洲现代主义潮流从未停止追逐的一个目标。《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 Philosophicus）也暗合这一潮流，因为与这个令人惊诧的神秘文本真正并列的既非罗素亦 非弗雷格，而是乔伊斯、勋伯格、毕加索以及所有那些自嘲式的先锋派艺术家，他们竭力以 自己的样式再现并同时指向再现过程。任何这样的努力都有某种独特的自我解构性，同样， 《逻辑哲学论》也暗含着一种自我破坏的机制，因为它竟然荒诞地想要确立自己已经非难过 的东西，比如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因此它绝对没有存在的资格，必然最终把自己击碎。维特 根斯坦在该书的结论部分神秘兮兮地说，读者如果明白这些命题，就会知道这些命题是一派 胡言。只有这些命题用作梯子，一登上去就把它们踢开，他或她才能看到真正的世界。《逻 辑哲学论》以一处现代主义者的自嘲姿态把自己删除了，仅仅通过它的突然内爆释放的幽微 光亮才将直理照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维持根斯坦一直要求调到更危险的前沿阵地，这使军事司令非常为难 。他希望靠近死亡或许会使他远未得到满足的存在出现一点起色。他口袋里装着《逻辑哲学 论》草稿，蜷伏在语言极限的战壕里，背上紧贴着死亡的黑暗，一下子变得哑口无言。你可 以显示你的意思，如挥手或微笑，但是你不能把它说出来。这可不是那种含糊不清的表达或 虚假的说辞，如\"如果能告诉你的话，会让你知道的\"，而是严格在再现限度内进行的展示 。所以，正是他以一种古典的批判姿态从语言自身的内部勾划出语言的边界，他在哲学可以 说的事情和哲学最好保持沉默的事情之间划出一条清楚的分界，可以说的是所有那些并不十 分重要的事情，应该保持沉默的是那些重大的问题。关于这些重大问题，陀斯妥耶夫斯基和 侦探惊险小说家、托尔斯泰和糟糕的美国电影、圣约翰和门德尔松，他们也许会给我们提供 一些特别的线索。后斯的维特根斯坦彻底丢开\"语言\'描画\'世界\"的比喻，把它看作囚禁 我们的又一个误导的比喻：说什么语言与现实没有距离，当然也不是说它们面对面地贴近， 云云。不过，他仍然怀恋并追寻着那条终极边界，一直追到欧洲外沿一个叫做基勒里的港口 ，几年前，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决定写他的。 从技术上讲，基勒里港是爱尔兰的惟一峡湾，风光旖旎，属于康纳玛拉北部的一个盖尔塔彻 特（爱尔兰说法）地区。这里几乎算不上一个村庄，只有四五处茅舍，称作罗斯鹿，维特根 斯坦1948年从剑桥逃到这里。当地传说他养鸟写字，我们后来读到的《哲学研究》（ 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大都在这里草草写成。还有一些早期手稿维特根斯坦让一 个名叫汤姆·玛尔克林斯的当地渔民在维特根斯坦住处的一个外间小屋里烧掉了。汤姆是维 特根斯坦在罗斯鹿期间的家务帮手；许多年后第一次遇到他时，我带着一本诺曼·麦尔考姆 的维特根斯坦《回忆录》，里面提到一封维特根斯坦致罗素的信，信中甚为赞许地提到了汤 姆。我把有幸出现在伟人们之间的他的名字指给他看，但他一点也不断所动，这真让我高兴 。不久前，我再到罗斯鹿参加爱尔兰总统阁下主持的维特根斯坦故居揭匾仪式，那个茅舍成 了一个青年活动营地。汤姆已经在前一年去世了，我找到了一些年老的渔民，和他们谈起那 痊威严仰止的外国学者，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突然屈尊降纡地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我注意 到他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很好的印象。我还想知道他的身高，说话带德语口音的还是英语口音 ，以及拍电影所需的其他内容。他讲纯正的上流社会英语，我猜对了。 弗雷格是哲学家们的哲学家，萨特是媒体的知识分子，罗素是每个小店主心目中的圣哲。 \"伙计，这一切都有什么关系？\"据说伦敦的一个出租车司机曾这样问罗素，他认出坐在出 租车后座上的人就是罗素。而维特根斯坦则是诗人、作曲家、剧作家和小说家们的哲学家， 他那部了不起的《逻辑哲学论》中的片断就曾被配上音乐。从一盘荷兰制作的磁带上可以听 出用婉啭动听的声音读出这部著作中的句子，那是一种轻快的德语舞台音调。也许是因为维 特根斯坦由巨富而赤贫的一生有一种虚构或神话般的品质，他的一生比艺术还要艺术，很容 易予以艺术再现。1987年我写了一本关于爱尔兰的小说（《圣人和学者》 SaintsandScholars），其中写到共和党领袖詹姆斯·康纳利、哲学家尼考莱依·巴赫金和 维特根斯坦在盖尔威的茅舍的一次重要会面。但是即便在这种细节里，真实性仍然胜过了虚 构性，因为当时任伯明翰大学首席语言学教授的巴赫金（他是更出名的那位米哈伊尔·巴赫 金的哥哥）的确是维特根斯坦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维特根斯坦第一个对他朗读过《哲学研究 》。尽管巴赫金兄弟因苏维埃革命的动荡而失去了联系，但两人的著作非常相似。尼考莱依 甚至不知道米哈伊尔还活着，后来他在巴黎一家书店偶然碰上了那本米哈伊尔论陀斯妥耶夫 斯基的著作。 两三年前，请我写维特根斯坦的电影剧本，是因为我写了关于他的小说。这个片子将在4频 道上作为系列电视剧《哲学家们》之一播出。这个哲学家系列剧由塔里克·阿里（是1960年 代英国回应丹尼尔·考恩一本迪特的产物）制作，下属的班顿公司为4频道制作了反映所谓 第三世界的精彩纪录片。假设面对的是对维特根斯坦几乎一无所知的观众，以戏剧的形式简 明扼要地向他们传达哲学家的主要思想观点，不可能讲得很充分。导演德莱克·嘉曼是最激 进和最有争议的英国电影导演之一。他读了剧本后问我为什么以剑桥为背景，我回答：\"因 为他主要生活在那里。\"嘉曼告诉我：\"我们不在剑桥拍电影。首先因为人们都在剑桥那个 鬼地方拍电影。第二，剑桥的学院地收地皮费。\"我们把背景改在滑铁卢的一个弃置不用的 摄制棚里，拍了两星期才花了300000英磅，英国电影学院也给了一些经济帮助。 我不会谈导演如何把自己的剧本删改得不成样子，那种斤斤计较的叙述已经屡见不鲜。我只 说一点就足矣，代理人曾经要把我的名字从摄制人员单上划去，而英国电影学院则铳人吃惊 地说服我把名字留在上面。嘉曼是一个特别杰出和胆量过人的电影导演，但他也像那些杰出 的电影导演们一样，对不能立即转变成惊心动魄的视学形象的任何思想都没有多少兴趣。他 会说我的剧本太罗嗦（像一个爱尔兰人写的东西），他说的疑很对。按他们说，电影不是一 种词语媒介，即使关于一个始终专注于语言的思想家的电影来说，翻新复如此。最后拍出来 的电影不乏一些精彩的片断，但也有一些令人扫兴的地方。那些欧陆年轻人穿着黑皮夹克四 处晃荡，还装出一副哲学家的样子，他们以为斯宾诺莎可能是某种意大利面食。他们偶尔会 把哲学家的无用性与互相挤到床上的兴奋性做一个鲜明的对照，我以为这并不符合维特根斯 坦的本意。有个怪模怪样的人不时冒出来，说上一通莫明其妙的话。不过，卡尔·约翰逊长 得很像路德维希，而且很哲学家的气质，电影里还有其他一些令人佩服的地方。总之，在爱 尔兰和伦敦的拍片经验使我明白，在戏剧和电影里，作者的确是死了。即使没有完全死掉， 也只能和端茶的小伙计一起规规矩矩地坐在排演室的后面。无论自己的神圣文本正在遭受多 么可怕的屠宰，作家必须告诫自己保持沉默，否则演员们就会收到矛盾的信息。这些人不是 知识分子，他们对知识分子就像对街上人一样，不摸底细而谨慎有加。对剧本的改动偶尔也 感激的地方：当时正在爱尔兰拍最后一集戏，演员们要求和我开一个讨论会，因为剧本里有 一些他们不太明白的地方。我给他们讲解生活的意义，虽然声嘶力竭但仍然不得要领，他们 抓耳挠腮地坐在周围，本子上记下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 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观念拍成传记片实在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它们完全是明摆着 的两回事。早期的维特根斯坦仍然怀念着纯冰一样的哲学的精确性，怀念那些无数的形而上 的巨大冰块默默地向地平线延展。这是一幅壮丽的景象。但是他后来明白，在那个世界走路 会摔个人仰马翻。我们需要走在一个能磨擦的地方，能感觉到我们共同的人类实践的那种粗 糙性和不确切性。测量太阳的距离需要精确到毫米的程度吗？某人不清晰的照片难道根本就 不是一张照片吗？如果抗议语言不是一种确切的工具，那就好像抱怨萝卜上奏不出曲子。于 是我们就有了写出《哲学研究》的后斯的维特根斯坦。他抛弃了苦行僧般的青年时代和水晶 一样的纯洁性，竭力使我们回到混杂而多义的平常言语的粗糙地面上来。然而，与后期这种 无终洁的、多元的、通俗的探询形成最大反差的还是他本人：专横而不容抗辩的家长作风， 被一种令人疲倦的追求道德完美的热情所驱使，非常熟练地随时把任何挡他路的朋友扔在一 边。罗斯鹿的渔民不无沮丧地还记得他如何与他们保持着距离，汤姆·玛尔克林斯为了不让 他那个易怒的主人听到狗的叫声而颇费精神。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可爱而不可思议的人物；他 本人实在不像那个如雷贯耳的哲学人物维特根斯坦。他是一个兼僧侣、神秘主义者和机械师 于一身的惹人注目的人物。他是一个欧洲高大知识分子，但是像托尔斯泰那样渴望返璞归真 。他是一个性情暴躁的极权主义者，但是却永不满足地追求着神圣的境界。我希望所有这一 切在电影中有一定的反映。但奇怪的是，这与他后期思想里的谦敬隐忍观念是相抵触的。这 个人一听见那句英语成语\"世界有容乃大\"便大为感动，气喘吁吁地评论说，这是至美至善 的金玉良言。 维特根斯坦写道：\"什么都隐藏不住，一切都任人观睹。\"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却并非如此， 他曾偷偷地搞过同性恋。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思想非常激进，那是因为他使我们的言语和实 践真正恢复了社会性。推翻了那种根深蒂固的自我形象，即把自我看作对自己私人的和不可 言表的感官感觉进行思考的孤独之物。能有一种私人的语言吗？可以说，这就像一个人把钱 从自己的一只手里换到另一只手里之后，就以为他已经做了一笔金融交易。也可以说，就像 一个人把手放在自己头上，然后喊\"我真的知道我有多高！\"维特根斯坦对内在的东西没有 耐心，也没有在耐心去崇拜\"个人经验\"，他对所有那些自以为是笛卡儿式的术语及其到处 滋生的个体主义政治不感兴趣。我知道我受着痛苦，但是只能推测和推导出你在痛苦，这一 事实就是我的痛苦和你的痛苦的不同之处吗？一派胡言：声称我知道我痛苦，这是毫无意义 的，因为动词\"知道\"只有在一定的怀疑语境里才有力量，现在遇到的不是这个问题。\"我 的确知道你此时的感觉\"，我说的这句话至少有时候是有意义的。我如何像接近你那样地接 近我自己？不需要劳神费力地将经验主义原子主义或浪漫主义个体主义的悠久传统非神秘化 ，所有这一切都已经由一个饱受孤独折磨的灵魂完成了。他曾经问，人们以为我行为古怪？ 仿佛他们是在透过窗户盯着窗外人的奇怪动作。他们不知道外面正下着暴风雨，不知道那个 人每走一步都极其根难。维特根斯坦的路也走得非常艰辛，哪怕稍有出轨之举，就会一蹶不 振。所以他怪模怪样地满口伦理道德，深受把一切看作赎救或惩罚符号的清教主义狂热病的 侵害。倘若他不要讲那么多道德，他对赎救的信心或许会更大。最后，他被放逐于纯冰和粗 糙地面之间，二者都不是他的家园；正像凯因斯在电影中评说的那样，这是他的所有悲哀的 根源。 当然，他的社会位置并不好。我是说，他出身于一个荒唐而富有的家庭，虽然他竭力摆脱这 种无能的标记并为此而一部放弃了属于他的那部分钱财，但是他永远清除不掉家庭出身给他 留下的致命痕迹。他来自维也纳，那是一个美食终日、肥脂流肠、热中享乐的地方，是淫佚 趣味和庸俗艺术的斗鸡场，中产阶级越来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整个城市四肢僵硬，阴道 干涸，阴茎萎垂。城里的人咳嗽，口吃，被癌症和假怀孕的磨影所困扰，等待着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的诊治。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数学可以治愈维也纳的这种严重的肠胃气胀。在 这个充斥着奶油蛋糕和圆滚滚身体的哈布斯堡帝国，所有的一切都是绝无仅有的，纯粹完整 的。苦行僧的儿子辈像俄狄浦斯一样造他们吃喝过度的父辈的反。在这场斗争中，最糟糕的 是他们中的一些鲁莽之士自杀了，其中有两个是维特根斯坦的兄弟。这种新的苦行僧哲学是 纯洁的，严明的，表里如一的；它是维也纳所不是的一切。电影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中展开 的，然后追踪年轻的路德维希到曼彻斯特（他在那里发明了新型的航空发动机），最后到了 剑桥，他从未放弃逃离那个玩具城的打算。他跑到爱尔兰，后来到了一个孤零零的挪威峡湾 （又一个尽头），到了奥地利的一个寺院，在那里当园丁助手，最后又踢又喊不情愿地被拖 回学术圈。他甚至在最黑暗的斯大林时代跑到苏联，几次拒绝当那里的哲学教授，而是要求 做一个体力劳动者。他也许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但他认为哲学没有多少用处， 催促他的助手们放弃哲学，正如他曾经迎着国王队列走上去，鲁莽地要F.R.利维斯放弃文学 批评。他只写过一本书，属于那种异端的哲学亚潮流，用笑话、警句、轶事酿造出全部复杂 的思想，用直白的语录或不经意的顿悟表达出来。在哲学家一族中有各种各样的灰谐家，从 基尔凯郭尔和尼采到阿多诺和德里达，他们只有发明一种新的哲学写作体裁才能讲出他们的 意思。《哲学研究》读上去像一堆形象的集合或叙述断片，惊奇而大声地问我们一些无可无 不可的问题。我们就像弗洛伊德式的分析家一样，怀疑作者有若干答案，但他把答案都藏起 来，逼我们自己解开秘密；热情地邀我们参与进去，同时却在我们周围绕着圈子。对维特根 斯坦而言，哲学是一种疗治方法。如果说他对弗洛伊德疑虑颇深的话，那是因为（像电影中 他说的那样）要认识一个维也纳人，必须通过另一个维也纳人才行。艺术家们所以对他敬佩 ，部分明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优秀艺术这，他用以表达思想的那种文学风格让人 觉得他一定是这个世界游刃有余的逍遥之人，其实他根本不是那样的人。 不管如何，这部电影公映了，伦敦到处可见年轻男女们穿着维特根斯坦T恤衫。批评家们热 ，部分明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优秀艺术这，他用以表达思想的那种文学风格让人 觉得他一定是这个世界游刃有余的逍遥之人，其实他根本不是那样的人。 不管如何，这部电影公映了，伦敦到处可见年轻男女们穿着维特根斯坦T恤衫。批评家们热 烈地争论着这个怪人的重要意义，而我正在等着好莱坞的电话。与此同时，我任编剧的爱尔 兰戏剧公司正在策划一个将于贝尔法斯特上演的圣诞节哑剧，主有斯蒂芬·里厄曾在我的《 圣奥斯卡》（SaintOscar）剧中饰演过奥斯卡·王尔德。但是爱尔兰共和军刚刚炸掉了会场 。有些批评家仍然相信艺术是一回事，政治是另一回事。但在爱尔兰并非如此。 February 15 马英九伦敦演讲全文日前马英九在伦敦政经学院发表演讲，全面阐述对大陆的理念，其务实和明智，令人鼓舞。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明确提出了愿推动大陆民主发展的愿望。中国能不能由此开始，走出一条新路子，打破一党专制的弊病？ 实在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戴维斯院长、伦敦政经学院的师生、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首先，我要向戴维斯院长表达个人最诚挚的谢意；因为院长的妥善安排，才使我有这个特殊机会在此向诸位发表一些个人浅见。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振奋的，一方面，这是因为早年留学哈佛大学的学院经验，让我一走进这里，就有一种回到家的温馨；二方面，则是因为能在此地与各位分享我个人的理念，特别是有关台海两岸、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的看法，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一八九五年，四位费边社的领导人贝翠丝韦伯、悉德尼韦伯、格汉韦拉斯、和萧伯纳，决定创立一所能够发扬他们社会改革理念的学校。伦敦政经学院在他们的努力下设立，并在此后一百多年间发展茁壮，被公认为是一所世界级的学术机构、顶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以及向全世界宣扬政治和经济理念的思想重镇。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请接受我对这所伟大学府的崇高敬意，请接受我对它辉煌成就的感佩。 I历史的交会与三民主义 历史的交会 同样在一八九五年，位于世界另一隅的中国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一年四月十七日，满清主政下的中国与当时国力渐强的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作为中国战败的代价之一。我所属的政党—－中国国民党—－即是在中国战败后到条约签订前的这段期间，也就是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由孙中山先生所创立。有感于对日战败，中山先生矢志把中国从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手中解救出来，并将其建设成独立、民主、繁荣的现代国家。经过十八年的奋斗，中山先生率领同志于一九一二年成功地缔造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伦敦政经学院于一八九五年创立，中国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也发生在同一年。或许诸位在回顾历史时，会倾向把这两件事看做独立的事件，但容我提醒各位，这两件看似不相干的历史事件，曾在一位伟人的身上交会，他就是孙中山先生。 费边社与孙中山先生 一八九六年，满清政府在伦敦诱捕并绑架了孙中山先生。迫于英国舆论的压力，以及中山先生的恩师康德黎医生的奔走援救，满清政府终于释放了中山先生。事件平息后，中山先生留在英国研究，经常造访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研读欧洲政治概况与政治思想，并特别考察了流行于当时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潮。其中，又以费边社的改良主义思想，对中山先生形成了最重要且最持久的影响。 不同于阶级斗争的途径，英国费边社倡议的是渐进的改革，强调的是理性的说服，呼吁的是教育的重要。该社成员展现了强大的毅力，为他们的革新与进步论点进行理性辩护。而这种务实的社会改良主义，毫无疑问是建立在对民主与多元主义的坚实信念之上。 三民主义与国民党 由民族独立、政治民主与社会福祉三个理想所构成的三民主义，正是国民党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在对日战败的冲击下，中山先生以民族主义作为反抗满清政府的基调。民生主义在费边社的影响中萌芽，中山先生将其视为矫治当时中国社会与经济沈痾的良方，而它的具体实践更成为日后台湾缔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关键。此外，对于中山先生及其追随者而言，政治层面的民权主义改革，必须与社经层面的民生主义改革同时并进，而不容偏废。 先是建设中国大陆，继而是一九四九年后的发展台湾，国民党的历史正是一部为实践民族、民权与民生理想的长期奋斗史。超过一个世纪以来，国民党一直都是中国现代化的主导力量。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它带领中华民国「北伐统一」；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它戮力从事国家建设，创造了「黄金十年」；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它不懈地领导对日抗战，终至赢得最后的胜利；一九四六年，它开始实施民主宪政；一九四九年以后，则致力于建设繁荣和民主的台湾。 我确信，三民主义所揭橥的政治理想与价值，在今天仍然不减其意义。身处于这个更加复杂的、由晚期现代性与崭新全球化所交织而成的世界中，我们更必须持续地更新这些重要的政治理想与价值。 II国民党在台湾的治绩 中华民国在台湾 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国民党将其大部分的政治精力用于维护国家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艰难工作上。但另一方面，出于各种因素牵制，它在中国大陆所推动的民主试验并非是完全成功的。对日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中迅速地扩张其势力，打败国民党，并于一九四九年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中华民国政府被迫迁移到日本于一九四五年无条件投降后归还给中华民国的台湾。尔后，国民党在台湾持续执政，直到二０００年民进党赢得总统大选为止。 经济奇迹与社会福祉 国民党到台湾后记取了先前的教训，切实地依照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推动一系列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这些政策日后被证实是非常有利于经济的成长与社会的公平。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最杰出的成就之一，就是打造出一个致力于经济建设的「发展国家」，同时带动出一个活力充沛的市场经济体。在一九五０年至一九九九年间，台湾的平均经济成长率高达百分之八点一，这足以见证国民党对台湾繁荣的重大贡献。 请让我再举一个也许各位会感兴趣的例子。诸位都知道，自一九八０年代后期起，台湾开始成为全球计算机、计算机外设产品与IC芯片的制造中心。现在全球数一数二的晶圆代工厂——台积电和联电，是在国民党执政期间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的辅导下，才逐渐地发展茁壮，而致举世闻名。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伦敦政经学院，因为那时成功地带领台湾产业升级的行政院长，正是贵校所培育的优秀人才——俞国华先生。 台湾杰出的经济成就，使得世界银行在一九九四年将台湾以及新加坡、南韩和香港等表现出色的经济体，恰如其分地喻为「东亚奇迹」。而这益加证明的，正是国民党政府于五０年代至九０年代，治理成绩的不容小觑。 更值得一提的，台湾是极少数能够成功地在经济成长与社会公平之间，保持微妙平衡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举例来说，在一九九九年，即政权从国民党转移到民进党的前一年，台湾前百分之二十收入最高家庭的平均所得，是百分之二十收入最低家庭的平均所得的五点五五倍。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之林，甚至是在发达国家之林，这都是极低的贫富差距。 但是很不幸的，自二０００年民进党执政以来，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就迅速下滑。台湾内部的、台湾跟国外之间的经济差距，都扩大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 自由化与民主化 当然，我举出这些经济与社会成就，并不是为了遮掩国民党在一九八０年代中期走向民主化之前，在中国内战及冷战的背景下，而长期维持的威权统治。我本人曾在许多场合，为国民党过去一些违反人权和背离法治的不当作为公开道歉。这些不当作为包括：一九四七年在中国内战与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环境下，对「二二八事件」的不当处置；一九四九年实施戒严后，随爬湔教贫叩奈澹澳甏赴咨植馈梗灰约昂峥缥澹澳甏氚耍澳甏谡巍⒀月邸⒚教搴统霭孀杂煞矫娴牟坏斌橹啤５笔保诠野踩枰睦碛上拢Ч裎淳戏ǔ绦蚣丛饩胁丁⑿糖蟆⒓嘟⒋觥⒒蛉斫矶嗍榧⒃又净蚱渌霭嫫吩獾郊觳椤⒉榻⒒蛎皇铡Ｋ淙徽庑┎坏弊魑言诠竦惩贫杂苫朊裰骰墓讨校谝痪虐似吣昶咴陆獬溲虾笸Ｖ梗舾苣颜吆推浼沂舻模词悄岩阅ッ鸬拇瓷擞氡础Ｕ虼耍康蔽掖砉竦澄涔ゲ还獠实淖魑狼甘保易苁腔潮ё鸥型硎艿恼嫘挠氤弦狻? 但与此同时，我为国民党在台湾推动自由化与民主化的一切努力感到骄傲。如果不是国民党在过去的执政中，成功地替台湾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台湾恐怕无法享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可持续的自由民主社会。而在八０年代中期以来台湾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国民党亦扮演了无可取代的积极角色。在一九九六年的总统直选后，国际社会已将台湾视为一个完全的民主社会。而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国民党也已成功地转型为一个现代民主政党，并由党员直接选举党主席。 我必须骄傲地指出，过去六十年间，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同时兼顾经济成长、社会公平与政治安定。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所成就的「宁静革命」，唯有其「经济奇迹」可与之媲美。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请容我高兴地告诉诸位，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理念，也就是政治民主主义，绝大部分已经在台湾获得了具体的实践。虽然国民党在二０００年后成为台湾的在野党，但国民党作为一个「负责的反对党」的表现，再度为它赢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二００四年的立委选举，国民党及其盟友维持了立法院的多数地位（二百二十五席中赢得一百一十五席）；二００五年的县市长选举国民党也大有斩获（在廿三个县市中赢得十七席）。国民党所获得的普遍民意支持，使我们有可能在二００八年赢回执政权。 III跨越对立 分离不是解答 近年来，一些台湾的政治人物主张，台湾应该藉由制宪正名、应该藉由切断与中华文化的脐带、应该藉由升高内部的省籍对立、应该藉由挑起两岸间民族主义式的仇恨、应该藉由压抑台海两岸日益频繁的各项交流、甚至应该藉由与中国大陆进行军备竞赛的方式，以遂行单边的分离主义计划。但基于如下的理由，我个人完全无法认同这种思维方式。 在今天这个快速全球化的世界里，「分裂」或「分离主义」绝非是确保政治民主、经济与社会繁荣的唯一方法。台湾理所当然要确保其民主的成就，但这项考虑却不应该与台独分离主义混为一谈。相反地，我们必须尽力与中国大陆达成可能的和解。确保台湾民主成就的关键在于对话，而非分裂。 更进一步来说，片面的分离主义行动只是一帖召唤劫难的药方。实际上它将升高台湾内部的对立，重启两岸停歇的内战。而那将是一场全面的战争，既危及台湾的生存，亦重创中国大陆现代化的努力。同时，由于美国和日本将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台海冲突，这帖分离主义的药方不仅危害台湾的利益，更势必动摇整个区域的安定与世界的和平。 两岸关系发展 过去二十年间，台海两岸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台湾居民赴大陆的人数与次数，在一九八七年还只有几千名，到了二００五年已成长到了四百万。两岸间的双边贸易，在一九八七年还不到一亿美元，到了二００五年已增加为七百一十亿美元，扩增了七百倍。中国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购买了台湾百分之三十七点八的出口品。二００五年，台湾对大陆享有四百九十七亿美元的顺差，这数字远超过台湾贸易顺差的总额；这意味着，如果台湾断绝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往来，那么台湾对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将高达四百二十亿美元。与此同时，已有超过七万家台湾企业前往大陆投资经商；他们自一九八七年以来至少已投资了七百亿美元，据估计创造了一千万个工作机会。在另一项统计中，大约有七十五万台湾住民旅居中国大陆，这占了台湾总人口的百分之三。以数据作为明证，台海两岸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的交流规模，可以说已大幅成长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但两岸间的政治关系，却因为一九九六年台湾第一次总统大选时的飞弹危机，而开始陷入僵局。虽然在一九九八年，台湾方面派遣企业家辜振甫先生赴中国大陆协商，使得情况获得改善，但前总统李登辉于一九九九年接受外国记者专访时一席「国与国的特殊关系」之谈话，却又使得两岸政治互动再度停滞不前。而二０００年政党轮替后，陈水扁总统为讨好民进党内部分离主义者的种种举措，更导致两岸关系雪上加霜，并最终加剧为二００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国〈反国家分裂法〉的制订，以及民进党在台北市所发动的二十七万五千人抗议大游行。为了化解两岸政治僵局，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先生于去年四月赴大陆进行了破冰之旅。这趟包含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会面的「和平之旅」，是一次伟大的和解行动，不仅大幅消解了两岸间的紧张关系，也为国民党未来的两岸政策奠定了基本方向。 交流的领域 我们将依据连战主席与胡锦涛总书记在二００五年四月所达成的各项初步共识，继续逐步推动有利于两岸双赢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事实上，国民党已于二００五年八月十九日召开的第十七届全会中，将连胡的五点「共同愿景」列入了党纲。在政治方面，国民党若能于二００八年赢得总统大选，我们将尝试恢复两岸间以「九二共识」为基础的政治对话。「九二共识」乃两岸双方为寻求共通点与建立互信基础，在一九九二年于香港所达成的默契，其重点在于「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即双方都接受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但容许、尊重各自不同的诠释。对我们而言，「中国」指的是中华民国；对他们而言，则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我们不会让彼此不同的表述方式，去阻碍两岸在其它方面的各种交流。 在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普遍地被视为是代表全中国，因而包括台湾在内的唯一合法政府。从此以后，亦即三十多年来，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在国际社会中一直没有真正的代表，被不厚道地拒绝了参与大多数区域及国际组织的权利。这一点正好让今天一些主张台独的政治人物拿来利用，他们鼓吹台湾唯有与中国作彻底的切割，才能重返国际社会，才能获得尊严。我想，问题所在是一种对承认的需求。在政治上，被承认与否并非完全无关痛痒。 但我认为，对承认的心理需求，并不能用来合理化片面的分离主义行动。因为在分离主义之外，还存在着其它更有效、代价更低的政治选择。更何况，承认，未必会随着台独分离主义行动而来，因为世界上少有国家会愿意在这个极高度敏感的问题上，不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决裂而承认一个独立的台湾。不过，务实地说，任何两岸和平框架要可长可久，都必须充分确保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自由。 国民党坚定地支持两岸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维持台海现状，并反对任何对现状的片面改变，更反对所有非和平的或违宪的改变现状手段。 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是一部一中宪法，所以不排除当两岸间的整体发展条件趋于成熟时，换言之，当中国大陆在政治民主、经济繁荣和社会福址方面的发展可以与台湾相互调和的时候，以两岸的终极统一作为选项。 再由于台湾已经是一个完全的民主，要实现两岸统一必须取得台湾人民的同意。即因如此，我们没有统一时间表。而无论是对台湾还是对大陆来说，统一都不具有急迫性。 我认为，若要为两岸统一创造有利条件，则中华民国在台湾作为一个已确立的民主政治实体必须获得尊重，作为一中架构下的政治伙伴的对等地位亦必须获得承认。这些问题对两岸而言都是巨大的政治挑战，而这更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两岸亟需恢复有意义的对话。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日的中国大陆已经不再是过去我们所认识的那个贫困的、极权的中国。三十或四十年前，与中国大陆进行和解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但情况已不再是如此。虽然中国大陆表面上仍尊奉共产主义意识型态，但我非常乐见它在最近二十年来，不仅创造了一个富有活力的经济体，也改变了上百万穷苦农民与工人的赤贫状态。这项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我们希望将会是中国大陆迈向更佳的社会福祉与更大程度政治开放的重要一大步。 毫无疑问，国民党现在是一个根植于台湾的政党。但它清楚的台湾认同，既不会令其自闭锁国，亦不会让其随分离主义起舞。我非常有信心，国民党在争取台湾人民的最佳利益、捍卫台湾民主成就的同时，也能对建设自由、民主、繁荣的现代中国的未竟事业和宪政使命，作出重要的贡献。我们没有时间继续操弄对立－－诸位，我们会愈合伤口，跨越对立。 东亚的开放型区域主义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所来自的东亚，百年来饱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内战、冷战、及国族主义对立之苦，致使无数生灵无辜牺牲。反思现代东亚的血泪史，我倾向认为，我们东亚人民应可从欧盟的经验中汲取宝贵的教益，以进行和解的试验，并思索主权共享与开放型区域主义的可行性。 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曾倡议「大亚洲主义」以对抗西方帝国主义。但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东亚所需要的是一种以促进区域内、外的和平、繁荣和民主为目标的开放型区域主义。而要使这种开放型区域主义具有可行性，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勇于面对、检讨、反思历史上发生的血泪与谬误，如此方能超越现今的仇恨与对立，并共同探索以未来为导向的东亚和平愿景。 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也必须放在历史与区域的脉络中来思考。两岸人民间的进一步交流，本质上亦属于东亚人民间迈向东亚共同体的一环。恪遵中山先生的遗志，国民党以东亚的开放型区域主义为理念，不仅将矢志促进两岸人民的和解互助，更将奋斗不懈地推进东亚以及世界的和平。 结 语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该是我做些总结的时候了。二千五百年以前，齐宣王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 「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 且让我们期许台湾有智，大陆有仁，携手成为催化区域与世界和平的主导力量。让我们给和平一个机会，让我们使之成真。我们新国民党暨台湾人民，绝不逃避这个历史挑战与责任，绝不轻言退缩或放弃。台湾海峡不应该是充满战争风险的「烽火地带」，而应该是连结两岸伟大人民的一条和平、繁荣与民主的康庄大道。 今天，我们必须戮力开创东亚的新时代，一个由新愿景和新典范所启发的新时代。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跨越半世纪前历史所遗留下来的对立。我的朋友们，这即是我的理想。今天，我与诸位分享了我的理想。最后，恕我做出一个诚挚的请求：且让我们一起为廿一世纪的和平、繁荣与民主共同奋斗！ 非常感谢各位！ February 14 Weapons of Math InstructionWeapons of Math Instruction
Making the rounds. At New York's Kennedy airport today, an individual later discovered to be a public school teacher was arrested trying to board a flight while in possession of a ruler, a protractor, a compass, a slide rule, and a calculator. At a morning press conference, the attorney general said he believes the man is a member of the notorious Al-gebra movement. He is being charged by the FBI with carrying weapons of math instruction. "Al-gebra is a fearsome cult," a Justice Department spokesman said. "They desire average solutions by means and extremes, and sometimes go off on tangents in a search of absolute value. They use secret code names like 'x' and 'y' and refer to themselves as 'unknowns', but we have determined they belong to a common denominator of the axis of evil with coordinates in every country. As the Greek philanderer Isosceles used to say, 'there are 3 sides to every triangle'." When asked to comment on the arrest, President Bush said, "If God had wanted us to have better weapons of math instruction, He would have given us more fingers and toes". February 08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贫富差距源自“权力掠夺”中国的转轨改革在经历了27年“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推进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方面，中国经过调整后的GDP高达19317亿美元，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且经济结构也突然变得健康起来；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如今中国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则高达5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05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发达国家葡萄牙相当。”同时，有70％－80％的中国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这导致成千上万婴幼儿和农村人口等弱势群体不必要的死亡。对未来中国社会结构至关重要的教育改革，也被认为是不成功的，因为它正朝着“越穷的人越不能通过教育进入快车道”的“马太效应”驰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正一反的局面？以产权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和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国内民众对改革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在“不争论”口号下合力做大蛋糕的改革已经过渡到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新阶段，在民众对改革的共识正在破裂的今天，重新开始从理论到现实问题的论争，让不同的人都有机会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通过公开争论廓清每一个改革的利害是非，让各群体都有公平的机会享受市场提高效率所带来的福利，是当前重建改革共识的唯一途径。 为此，《商务周刊》特在此时开辟“重思改革”论坛，约请、访问、刊登各界对中国改革的新解读、新思维、新建言。首期本刊采访了远在大洋彼岸的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与国内经济学家不同，陈最近通过对贫富差距的实证分析为这一轮争论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他指出：“今天中国的现实是，资源配置、收入增长机会既不受效率原则，又不受公平原则支配，而是由权力原则决定。在这种起始条件下，最好是市场化改革和宪政改革都进行。如果这两者不能同时做到，继续其一也比现状更优。现在如果停止市场化改革，中国过去的经验表明，那只会带来更长期、更广泛的不平等，让特权当道。” 《商务周刊》：您最近发表了《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的能促进平衡发展吗？》一文，通过对发达国家、印度和中国的地区间收入趋同速度所做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最有利于地区间收入趋同的国家形态是宪政体制下的代议制政府加市场经济。您怎么看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05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所指出的中国贫富差距和发展机会不平衡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是由市场化改革引起的。 陈志武：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同时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恶化，到今天不同地区间以及同一地区内不同社会群体间的贫富差距确实很大。面对这一现实，大家都在找原因、找解决办法，所以很多人说问题就出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化改革本身上，于是他们认为改变这一局面的办法就是停止或放慢市场化改革。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所以我想找数据、做研究，看到底什么才是收入差距恶化的主因。有一点是我们立即能看到的，那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多年来一直是市场经济，东欧国家现在也基本是市场经济，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国家却没有中国这么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美国的收入差距也没这么高，日本、英国、德国都没这么高。所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是造成收入差距失控的根本原因，否则世界多数国家都会因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而动荡不安了。原因肯定在于其他制度架构上。中国在没有可靠的权力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又偏偏什么都控制在行政权力手中，还通过国有银行等让资源由政府来配置，问题就出在这里。从根本上说，我认为，国有制、极强的政府管制以及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是导致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本原因。 首先，我们看到这些年腐败盛行，之所以如此，一是权力不受民主监督制约，二是通过国有制与行政管制让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力太多，这两者加在一起形成了最有利于腐败的温床。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而我们同时又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全国老百姓的资源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你说他们会把这些集中控制起来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先分配给谁呢？当然是会给那些有权力、有关系的地区和个人，哪个地区有更多权力，哪里就得到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所以就有北京、上海这些第一世界，贵州、广西、安徽、湖南、江西等这些第二世界，而县一级掌握的资源更少，乡镇农民获得的资源最少，所以只能是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以2002年为例，北京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为15905元，各省会城市人均9223元，地级市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为5137元，县级最低，人均才590元。这种投资差别当然给各地居民不同的收入机会，2002年北京的人均GDP是28449元，到省会城市人均GDP是22565元，到地区级市是13660元，最后到县一级才5674元。难道这种收入金字塔结构跟权力金字塔结构的吻合仅仅是巧合吗？ 同样的道理，当老百姓的金融储蓄和资源都掌控在国有银行与政府部门手里的时候，谁有权力，谁有关系，当然谁就能发财，权力关系也决定了谁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由于行政权力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审批权，这也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 这就是说，当政府掌握所有资源的同时行政权力又不受制约的时候，政府在代替市场分配资源时，资源的配置就会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因为不是按市场规则分配），又不符合公平原则（因为没有代表民意的问责机制），而只会符合权力原则，这样的经济是权力经济。 一旦认清收入差距恶化的原因之后，我们发现应该做的恰恰不是放慢市场化改革，而是要加快，同时我们也看到对其他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要给各地区、各社会群体平等的收入增长和发展机会，除了必须建立对权力的监督问责机制外，同时必须要做的是减少权力所能控制的资源范围，这就是说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保留国有制、保留政府管制等于是保留住腐败的温床，对转轨国家来说，市场化的一大作用实际上是削弱行政权力的空间，缩小权力对收入机会的扭曲作用。 《商务周刊》：但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都指出，由于中国实行卫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看病越来越贵，有70％－80％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这导致成千上万婴幼儿和农村人口等弱势群体不必要的死亡。这样的评价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卫生、教育等问题不满情绪的爆发。 陈志武：公共产品和服务不足，归根到底还是缺乏对行政权力的问责机制，政府开支不太注重老百姓的福利。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基本底线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是让不幸运的穷人能够体面生活下去的基础。在2001年，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49%用于社会保障和各种医疗保障上，约占其GDP的8%。而在中国2004年，政府开支的7.4%用于抚恤、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补助，18.1%用于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这些项目加在一起才占政府总开支的25.5%。在政府预算过程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民意约束的情况下，政府没有起到应有的扶贫角色，没能从这个角度降低收入差距。 但是，有必要强调一下，我不是说要阻止商业性的民间医疗机构的出现，而是说政府要为低收入的家庭提供基本的社会医疗保障，除了政府提供的医院外，还必须鼓励商业性的和非商业性的民间医院、诊所的出现，增加国有医院之外的医疗服务机构对全社会来说是好事，这可提升医疗服务的供给量，鼓励竞争，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换言之，卫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不应该是把所有医疗服务都市场化，而是让医疗服务多元化，既有国有的，也有赢利性的和非赢利性的民营医院，因为医疗是一种特殊的服务产品。 《商务周刊》：有人说中国经济改革目前进入了负面效应的释放期，有3000万国企下岗职工，有5000万失地农民，社会结构已经产生深深的断裂。那么，到底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仅仅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还是路径选择上出了问题？ 陈志武：两方面的因素都在起作用。关于路径问题，中国选择的是在不推进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先进行经济改革，这等于是在还没有保证民营化程序公正的架构下就逐步开始了对国有资产的民营化。也就是说，在没有建立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机制前，就由权力来决定对国有资产的处置，并由权力决定各行业里谁能进入、谁不能进入等等，最后只能是权力大小决定收入的多寡，权力原则成为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重要因素。其结果是社会不满日益恶化。 相比之下，如果像捷克那样先定好规则并设立好公正的规则执行机制，然后把国有资产按人均一份，那样至少能保证起点公平，不会引发高度的社会不满。我知道许多人会说：“东欧私有化的过程名义上是给了公民人均一份的国有资产券，但结果是很多人拿了资产券去换酒喝了，他们还是落得一无所有。”这种说法太夸张，退一步讲，即使真的拿资产券去换酒了，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至少他们还有这样选择的机会。他们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是自己决策的结果，而不是由不受制约的权力所造成的。 我们也必须看到，除了制度因素外，个人天赋、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也会导致收入的不等。在发展过程中有的人正好掌握了最俏的技能，有的人没有，这当然也会导致收入差异。所以，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有收入的不平等，这是自然的。关键是，如果由于制度原因使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拥有极不同的收入机会和发展机会，这种机会的不平等是人为的，是应该改变的。 《商务周刊》：中国人现在对改革感到空前的困惑，不仅企业家、官员、记者，就连一贯非常自信的经济学家也感到困惑；但另一方面却是中国的崛起获得了国际上很多的赞誉，难道是国内的人们自己理解不当吗？ 陈志武：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走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所以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不奇怪。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在1978年后实际上在进行三项大转型。第一是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第二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第三是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这三项大转型中的任何一项都会给一个社会带来空前的震荡，更何况这三项大转型同时在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跨国海洋贸易使西欧经历了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使美国等西方社会经历了从农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完全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方方面面的文化；20世纪末期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经历的只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因为在此之前它们已经历了开放和工业化的过程，但就此一项转型就给俄罗斯带来了极大的震荡。因此，我们应该看清楚在身边发生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至少能给我们更好的心理准备。 《商务周刊》：您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释转轨时会存在哪些不足和偏差？世界银行有研究表明，那些大型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后，实际上绩效并没有改进。很多前东欧国家发现，它们现在对那些已经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的补贴跟私有化以前相比是增加了而非减少。不仅是一些偏左派的经济学家，即使是林毅夫最近在“中俄会议”上也认为，主流经济学作为大的框架应该没有问题，但作为一个指导计划经济国家转向市场的工具是有缺陷的。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很多暗含假设上，比如充分竞争、信息完整等，这些条件现在需要重新思考。您的观点是什么？ 陈志武：如前面所谈到的，任何社会或经济转型都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事，你今天把国有企业变成民营企业，在其他相配制度机制（包括文化、法治）还没跟上的情况下，怎么能立即下结论说私有企业不行？一夜间改变企业所有制、土地所有权性质容易做到，但要彻底改变培植腐败的温床不是一两天的事。你说的这些研究结果只能说明国企改革的艰难和长期性，但不能否定民营化的方向。简单地讲，世界上有哪个富有的国家是靠国有制富起来的？其实，这些我们不需要做太多研究就能知道结论是什么。 退一步讲，以往关于是否要将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讨论太多局限在企业效率上，实际上民营化的意义远非如此。比如，前面讲到，国有制使权力太多集中在政府手里，会造成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国家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唯一可合法使用暴力执行规则的组织，这两方面已经给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本身已蕴含巨大的道德风险或腐败空间。如果再让它取代民间、取代个人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那么让民间就没有呼吸空间了，这种安排所蕴含的道德风险就更加无穷大了。再比如，我们现在到处听到关于自主科技创新的论述，许多人又在指望国家、指望国有企业来胜任这项任务。的确，如果科技创新只要有人才和资金就行了的话，那么国家既可召到人才又可通过国有银行获得大量资金。可是，过去几十年这两项条件都具备了，为什么没见到太多创新，以至于我们今天还在一如既往地呼唤着呢？关键是在国有制下缺乏创新的激励，而私有产权提供的恰恰是让人挖空心思创新的激励。 什么叫“主流经济学”？像任何一门科学一样，经济学也需要不断地发展，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去陈迎新，要用建设性的眼光来看待经济学。遗憾的是，任何时代的人所能用到的知识和工具不可能超出那个时代。在这种知识局限下，如果我们不需要做决策，那当然好，但是在现实改革问题面前，我们又不能回避必须做决策的硬事实。因此，尽管我们知道现有的知识有局限性，但应用这些到目前为止是公认最好的知识总比靠拍脑袋来做决策更优。换句话说，批评现有理论总是最容易，但在没有提出逻辑上更好而且经得起实证数据检验的理论之前，现有的经济理论框架还是我们仅有的依赖。正如吴敬琏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济改革是伴随着不同经济理论的引进而前进。 人类历史上有过各种转型、变迁，虽然那些转轨变迁在内容、广度和深度上也许跟中国正在发生的有所不同，但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的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在为自己的利益所驱动。我们不能以表面上的中国“特色”为借口来拒绝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知识。不管肤色和种族，人从本质上是一样的。 《商务周刊》：如果从改革和转轨的角度来总结一下，您对中国的改革接下来如何走有什么好的建议？ 陈志武：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让市场的力量调节各地区间和群体间的收入机会，而不是由官权力来决定哪里有更多、哪里有更少的发展机会，也不能由官权力所延伸出来的“关系”来决定谁有、谁没有好的发财致富机会。同时，我们看到，即使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里政府总会有很高的权力，包括执法权、监管权和各种审批权。为了约束权力所可能带来的收入机会的不公，必须建立监督制约行政权力的代议制制度架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所必须迈出的一步。 January 11 《新华日报》与《人民日报》之对照比较
November 22 许嘉路教授在联合国际学院成立暨奠基典礼演讲各位嘉宾，各位董事，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两校各位教授，各位同仁，同学们：
我此时此刻站在这个地方，很难描述我现在的心情。我本身出身于大学教育，一直在从事着中国古代史研究，我在两年前，做梦也不会梦见，我站在一个新建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一种新型大学，老师与同学（面前也是一样的）。是什么把我推到这个讲台上来，把我推到董事会主席的这个位置上来，除了北京师范大学校领导和浸会大学董事会和校长们对我的信赖，我想说说我内在的原动力。北京师范大学是我的母校，我时时在想，如何用我微薄的力量，报答母校对我的培育之恩。北京师范大学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03岁，我和她的渊源始于1954年，也就是当我的母校52岁的时候，我成为她的一个孩子。而从我入学那天起到现在，又经过了51年。这样，在我母校103岁的漫长道路上，我刚好在她一半的时候，就成为北师大的一员。当我进入中年，步入老年的时候，我经常回想自己的成长道路，成长过程，最后，我很自然的得出一个结论：我的学识，我的胸怀，我的感情，除了母亲给我之外，除了祖国的大地给我之外，最主要是我的母校给我的。
浸会大学也是我的母校，我虽然没在浸会大学的课堂里听过课，跟着浸会大学的老师们进修，提高。但我有幸被浸会大学董事会和校长授予我浸会大学荣誉博士的学位，我也时时关注着浸会大学的每一点进步，每一点苦恼，每一点欢乐。虽然由于工作的原因，浸会大学的每年的若干次盛典，我不能够都到会，但是我都接到了母校给我的通知。的确，从我戴上博士帽的那一天起，浸会大学就把我看成是她们的一员，现在，我的两个母校联起手来，建立这样一个联合国际学院，两校的领导共同推举我做董事会主席。请在座所有我们的同龄人，年轻的朋友们，替我想一想，我能拒绝吗？所以，和社会上加给我的其他工作不一样，我常常是在一再拒绝，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勉强担任社会上的一些兼职。惟有在联合国际学院聘请我的时候，我毫没有犹豫的接受了这份荣誉，这份真诚 。这就是我的内在动力。既然坐在董事会主席这个位置上，我就会和所有的董事一起，尽心尽力为我们这个新生的学校 ，助上一把力，拾上一把柴，点燃一堆火。
任何新生事物出生，出现都会经过一番的艰难。希望年轻的朋友们，当春天来临的时候，你到我们校园的山坡上去观察，你看看草以它柔弱的身材，如何冲破种子的硬壳，如何解开僵硬的刚刚开化的泥土，然后它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阳光和雨露，此后一发不可收拾的蓬勃成长起来，联合国际学院也是如此。同学们今天徜徉在这样美好的校园里，接受高水平教授的授课， 但是你们不知道 两个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以及我们教育部，广东省各个部门以及珠海市领导为这样一个新生儿，曾经倾注过多少心血，熬过多少不眠之夜。今天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这个标志就是一个新生事物已经破土而出，她的意义不仅仅是用两校丰厚的教育资源，给我们已经入学或将要入学的青年朋友们最新的知识，最高的智慧，还有一层意思还有就是她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作为董事会主席，作为两个高校哺育的一个老年人，真是衷心的期望我们的同学能够登高望远，为香港，为内地，为了我们可爱的祖国，也为了人类，努力学习，快快成长。衷心的希望我们的老师们在教学和科研的工作中，本着“教学相长”的原则，不断汲取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知识，能够尽快让我们这个初生儿长大成人。她将向香港，澳门，内地以及整个世界昭示，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和大陆紧紧的结合在一起，两地的学人，两地的学生，正在联起手来，打造一个新的天地。为我们祖国的繁荣，香港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在贡献出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热血，我们的爱。祝愿在座的各位嘉宾，各位领导，在你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一切顺利，身体健康，也希望你们多为我们这个初生儿加把力，加把柴，加一把火！
谢谢大家！
评注：许嘉路教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联合国际学院校董会主席，当日演讲时完全脱稿，充满激情，演讲完毕掌声经久不息。
November 16 免费义务教育为什么那么难？我一直以为共和国关于九年义务教育的承诺没有兑现。最近，又看到一个新词，“免费义务教育”。新鲜，原来一直以来实行的早就是“义务教育”，不过是“收费义务教育”而已。
最近国家腰包鼓起来了，外汇储备据说马上要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了。但是，为什么“免费义务教育”一直不能兑现？
其实道理很简单: "如果你家里如果请了很多的奴隶，你希望他们都受到教育吗？做奴隶时，每天给饭就行了吃，如果他们都受到了教育，知道了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知道了民主自由，就不愿意作奴隶了，相反要反对你把他们当作奴隶了。少数人明白了这些道理不要紧，可怕的就是人人都知道了这个道理，而义务教育不出20年，农民都会知道这一切，那么根基就要动摇了，因为就是靠农民起家，每次遇到危机就到农村去搞什么社教，只要抓住了这群愚昧的人，政权的暴力基础就有了保证, 就永远不会倒。这个根本动摇了，那不是做自己的掘墓人吗？" November 06 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及责任作者： 魏齐富
学而优则仕
知识分子，在古人看来，是学富五车，治国经邦的大家。他们学习知识，首先用来修身，达到个人精神境界的旷远和通达，后为齐家治国，使个人与天地融为一体，亦是言，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才可以天地之心，治理经营天下。儒家的“仁”，是平天下所最高境地。然而，古代知识分子，是无法企及“仁”之境界的，他们一生所要做得完善并且圆满的往往不是“平天下”，而是治国经邦的大事业；修身、齐家、治国也脱离不了世俗朝政的繁扰，但就从朝政百姓最平实的生活而言，古代知识分子能够治国并且把国家治理得清明强盛，不受外族侵扰，也是为国家、民族所作的最大贡献。
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终极目的只是通向“仁”的境界。做为个人精神修养的提升，必须通过现世的每一件世俗生活来体现，古人学习，不是简单地提高自身修养的境界，而是通过学习事理即知识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也就是“平天下”。他们不会抛开社会、现实人生而去关注虚无的不可捉摸的知识。当然，“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道”的精神追求不曾中断，但他们更加关注的是“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器”，即现世人生的种种磨难与平和幸福的生活，亦是言，要达到“仁”的境界，首先须要改善和充实人的现世境遇，也就是说要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凭个人的力量是不能变动社会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而入“仕”则意味着权力有加，可以让其通过皇权分授来切实地治理一方民众，通过民众的劳动实践来实现其社会理想。 学而优则仕,理所当然地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兑现其社会理想的最佳最有效的途径。但也不是每一个古代知识分子都能顺畅无阻地去实现政治抱负，有正直的知识分子，也有混名混利的知识分子，利益冲突在任何社会状态下，都不能自行消退，而始终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斗争的最大因素。古代知识分子为实现其抱负，沾惹权贵势力，被谪贬者不泛鲜例。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者信心十足，踌躇满志；被贬放流者灰心丧气，消极悲观，这是两种人格积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就应时而生，在中国古代文人的骨子里深深地植根发芽。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及精神实质当为“入世”与“出世”互补凝炼而成的双重人格。他们学而优则仕，积极入世，希望通过皇权来施展自身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的人格在此时表现得最为刚强柔韧，为民请命，以死忠谏，亦即“达则兼济天下”。此情此境之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关注的往往不是个人安危，而以社稷江山为重，以奉养他们衣食的劳苦人民为重。在他们心目中，最好的社会状态，也就是他们在“达”在踌躇满志入世时所追求并且希望出现的社会状态即大同社 会，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最可贵的人格之一面。皇恩浩荡，他们首先须尽忠，向启用他们的皇权尽忠，在古代社会，皇权在某种角度上即国家社稷，即民众天下，当然，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仍然是以整个社会（天下）为已任，为终极关怀的终极对象。 “出世”的思想始终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不能抹去。这种思想是和“入世”的思想同时产生并随时随地都潜于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作为专制皇权的御用工具，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随时都有杀身之祸的危险存在。“穷则独善其身”做为“达则兼济天下”的最后一道退路，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留下的烙印最深。首先求闻达，尔后治天下，退而其次保其自家性命，不得重用，他们并非消极悲观，而是等待“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又会变消极出世为积极入世，一张一驰，才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真正的人格写照。他们没有因抑郁不得志而甘愿堕落，十年磨一剑，他们在不得志时仍然注重从内心上、精神上、人格上提升自己，以便为将来能够入世以求闻达而作必要的准备。 当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有因排挤打压和不被重用而灰心丧气，但不畏权贵者有之，比如，“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1]的屈平；比如“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颂者留其名”[2]的李太白；比如“志士仁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3]的杜子美等等。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是双重互补的，并且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和“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根本准则应对他们所处遇的境地。无论是闻达，还是落魄，都离不开对现世的关怀和思考，社会在他们的心目中应当是完美的，应当是太平鼎盛的，应当是和穆柔静不尚武力的。对于真理的探求最能体现的往往是他们对现实人生的切身感受和身体力行，“士虽有学，而行为本”[4]是他们最真切的写照。这种双重人格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体现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他们仕途不得意，难以施展自身才华和实现其理想抱负时，便生发出“人生在世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5]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6]的感慨，“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7]的出世隐退思想。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由上述两种互异互补的双重人格演化出他们内心深处对于国家、民族、社会深深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渗透到他们骨子里时，就将社会的良心和责任毫不保留的赋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肩上，担当批判和推进社会发展的道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们对社会发展深深的忧虑和希冀所在的最好体现。社会朝那个方向发展，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发展，以及对人的境遇即“天人合一”之真精神所在的苦苦追寻，和他们对种族、民族在外来异族的不断侵扰下能否健康强盛保持生命活力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的观念里是无法推卸得掉的，这重重的道义、责任使他们具有一种异常完美的良心，审视身处的时代变化。外族入侵并征服他们，也不能从人格上征服他们，这就使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在他们心中更加深深地加固起来，一日也不能放松。 民主人权自由的卫士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殖民势力的火炮军舰，迫使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不得不深深思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再加上天朝上国的那种无可比拟的优越感，使近代知识分子在西洋文化和基督教文明的渗入面前很失尊严和自尊。作为传承中国传统和平文化的知识分子，在尚武好战的欧洲文明的推动下,不得不去重新思考自身的政治、文化背景，各种探索理所当然地被架置于近代知识分子的肩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和责任意识，让他们不得不离开考据、学术的思维，而更加着重于实际性的救国救亡的研究。 “以夷制夷”的思考是以被动防范为前提的，是消极的抵制西方文化和政治的侵扰；兴办新式学校，接受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其目的也仅限于“以夷制夷”的思路；张之洞所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不能说没有理性思考在内，但终究不能以千疮百孔的大清政治体制，齐心协力抵抗西方侵略；太平天国的爆发无不给当时的中国政府一个沉痛而意义深远的教训，但太平天国首领的文化素质偏低，不具有知识分子的根本精神，自我支配的权欲太强，不能说是革命，只能说是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其严重的破坏；百日维新的作用是唤醒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改良社会的觉悟，废除科举制，派遣留学生，大量译介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之后，中国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当归功于清政府派遣留洋学生，让他们在思想未尽成熟之际，接受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的理念并带回中国。 自陈独秀等创办《新青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当是一个十分繁杂而又十分活跃的大炼场，“德先生”和“赛先生”到处讲演，冲击着国人处于两难境地的思想。于是“学西方，试图从科学和民主的角度重新评价中国的传统以建设一个新中国的愿望”[8]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成为共识，“他们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各种形式的接触，与传统的思想体系和统治阶级的不断疏远，使得他们能够领导其他不安定分子开展一场救国的伟业”。[9]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们在骨子深处不是高高在上的贵族意识，而是关注民生疾苦、国家兴亡的平民意识。当然，李大钊和胡适之关于“问题与主义”的大讨论在当时思想界鱼龙混杂的情形下，辩出了真知灼见。亦是言，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什么的理念，知识分子应当承担何种社会道义，是走进劳苦大众，还是高高在上清谈一些不着实际的问题，这就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新文化运动震醒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潜藏的对于国家、民族的深深的忧患意识，他们积极投身到当时大变动的社会洪流中，追求真理，探索治国经邦的大道理、大精神，即一切问题的最基本的前提当是国家的强盛，民族的繁荣。平民精神导致中国知识分子全力追求带动社会进步的知识，全力鼓吹国家发展的理念。在社会大变动时期，那些由平民供养而鄙夷平民阶层的贵族精神失去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平民的支持和信任，而关注平民生存境况的中国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承接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道义，并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功效是无可抹煞的，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一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所呵护的民主精神。通过思想和文化上摒弃禁锢人们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传统礼教的束缚，理性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道有力的追求真理的动力，他们通过各种思想斗争和现实斗争，让思想在碰撞之间迸发出真理精神，他们尚自由，尚科学，尚平等，能够直面身处社会的大变动。不具备贵族精神的平民知识分子在残酷冷峻的现世中，不会像有闲阶层向往天堂，厌恶地狱，以不着边际的浅吟低唱欺世盗名于人间；他们更能以社会的底层作为参照来审视自己，自觉地成为社会底层的代言人，代表底层向统治者请命，而这无形中又会推动社会的进步，正如张宽所言：“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弱势集团的代言人，对社会主流文化，持批评态度。”[10] …… 但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在历史中是极其珍贵的，他们倡导张扬了民主的理念，科学的真理，推动了中国人权的发展，探索了社会、国家、民族发展的方向，担当了历史赋予他们的社会道义和历史责任，推动国家由专制皇权跨进到现代民主意义的国家行列。尽管在“五四”运动及至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大部分知识分子畏缩了，委曲人格，粉饰太平，其世俗的社会功利思想左右了他们的言行，当然，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的人格是不健全的，至少说没有一个培养独立人格的社会环境，而历史责任则是半途而废，追求目前利益而放弃了对真理的永恒探求。 政治的帮闲 1949年始，中国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国家随着民族主义的极端而进入一个非常时期。政治斗争的残酷，经济建设的掠夺，思想控制的加强，学术文化领域内的焚书坑儒，导致知识分子如清初那般不敢作声，在真理面前紧闭双眼，国家、民族所遭历的种种苦难他们视而不见，只求保全自身，即使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健将也一改往日壮志，变得柔和而且恭顺，他们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出卖良心，出卖灵魂，不惜以他人牺牲为代价而苟且偷生。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是非颠倒、良知丧尽、人性泯灭的大动乱时期，甘愿埋没自己所追求的真理，成为政治派别粉刷丑恶的号手和夜莺。 政治的封建独裁，官僚体制的巩固加强，致使人文理性丧失殆尽，太监意识鼓荡中国大地，中国知识分子刚刚萌发并且成长的独立人格被扼杀尽尽。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领导我们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11]放中有收，收中有放，其终极目的则是为阶级统治服务。按照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放是必然的，只有这样才能肃清因政治上的“放”而跳出来的各种思想、文化、学术上不利于阶级统治的“坏”知识分子，并将其彻底打倒、肃清。对梁漱溟的批判和迫害，对胡风的声讨和打压，不仅从政治上压制了自由精神和人格独立，为民请命的人在当时政治空气中没有好下场。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防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学术和科学的发展。”[12]这种思想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当是极大鼓舞而且欣慰的。国家能够有宽松的思想、学习氛围，将有利于其发展。但是，知识分子的鼓舞和欣慰是没有任何价值可言的，这一切自由须建立在为政治服务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世俗哲学作为唯一的指导理论，方能自由。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是非呢？我们以为．．．．．．（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和消弱这种领导”[13]所以说，知识分子要讨论任何问题都须建立在这两个标准之上，离开了这两个标准，就是毒草，就不是香花了，只有上纲上线空洞的说教和委曲人格才能换来政治上的香花。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大环境中，为了争当香花，不做毒草，而出卖人格，出卖思想、出卖做为人的尊严和自由精神，发表各种带有严重政治偏见的理论学说，对民主的肆意歪曲，对政治的欣然喝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功效也就初露端倪。一部分坚持真自由，真独立，真民主，真科学精神的知识分子由于稍露锋茫，就被扫除得一干二净，剩下的便甘为太监，替中国人民承办了许多他们以前曾极力反对的“大事业”。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赫鲁晓夫说：“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14]这种看法是做为旁观者在审视中国民主情景的，一语中的。杜勒斯则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是究竟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15]史实如此，正直的知识分子很快就“跳”了出来，很快就被戴上帽子，打了棍子，翻不过身来。 关于知识分子人格和责任，建国后就面临着如何改造的问题，这有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即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知识分子以前所铸炼出来的独立人格和民主精神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以重新塑造，并且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及以后三十几年的大变动时期内为民主、自由奔走，为国家、民族探索出路并自觉担当社会道义的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非常神速的重塑了自己的人格，重新定义了自己所担当的社会道义和历史责任，自觉地摒弃人文理性精神，做起了共和国纳税人豢养的皇宫太监。对于丧失作为知识分子所必具的社会良心和道义的知识分子，其在建国后的表现令毛泽东异常满意，他说：“我国知识分子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16]从毛泽东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还有少数知识分子是不进步的，是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并且没有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成为共产主义者。这少数知识分子在众多知识分子争当香花的时期，他们甘愿作为毒草存在，他们以毒草的定性而保留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并且以殉道的精神捍卫了民主与科学的纯洁性，他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必须信仰。这就是一个问题，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有没有说明他的理论必须让人们绝对信仰并且绝对视为真理，但是，真理是不可自明的，自明的只有合理的。 从民主真精神，科学真理念中变质蜕化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既没有“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和良心，也没有“穷则独善其身”的人品和境界。飞黄腾达者没有以“济天下”为已任，而是在国家大乱并且极度黑暗时火上添油，助纣为虐，残噬同类，祸害百姓；时运不济抑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没有“善其身”，而为保全自己，苟且偷生，出卖良心，揭发、捏造事实卖朋友，卖同类，也卖自己可怜卑微的人格。 梁漱溟，胡风、顾准、剪伯赞，马寅初，黄炎培等坚持追求民主精神的理念，追求真理，追求带动社会进步的真知识和鼓吹推动国家发展的真理念，在夜莺包围的颂唱声中，他们无动于衷，一如既往地审视当时的社会，他们的人格是健全的，没有丧失作为知识分子所必具的人格和责任；相反，冯友兰，周谷城，范文澜，郭沫若，周一良等大学者大思想家摇身一变，成为受宠的大太监，他们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他们仍然要“修身”要“著书”要“作官”，他们宣扬的一套价值理论很不同于建国前他们所宣扬的那一套，“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17]史实又无不如此。 经过建国后的“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一系列残酷血腥的国人内讧，中国知识分子吓破了胆，在真理面前软弱无力，在政治面前，卑躬屈膝。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阳谋引诱出来并打倒的知识分子无权说话，由“马克思”御批的知识分子则成为政治的帮闲，以学术、文化、思想之名，行盗窃、助纣、钓名之实。理性丧失、人格破碎、品境低劣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基本内涵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和责任史上的一个落差显明的断裂带。 激情、虚伪、浮躁 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面前无法保持其独立的姿态，往往随着政治的波动而改弦易辙。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彻底否定“文革”，清算和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给知识分子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是，反思“文革”关注未来的思想逐渐成为气候。进入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转了一个大弯，重新收拾建国前所倡导所张扬的各种理念的碎片，但无不带有历经劫难而诚惶诚恐却又踌躇满志的印痕。各种政治运动对他们来说，是异常敏感而且兴奋的，那种以整治同类为快感的病态心理，使得相当多知识分子挪步试探，悉心观察，他们对政治的巨变持怀疑态度，但言行必须和高层保持一致,以免为以后的运动留下祸柄。 八十年代，真正从“文革”中总结经验，进行声讨的当是新时期文学作品，首先脱离了政治教条的束缚和影响，以作家所独有的心灵敏感度和一腔激情重新审视“文革”期间的人性泯灭，赞颂了拨乱反正的断然举措。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高悬下，民间已然回到建国前那种“自由”状态。在文革期间成长八十年代独立的知识分子，自觉地担当了社会和历史所赋予他们的道义和责任，为中国的发展探求出路。改革开放当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中国的民主和自由程度，较八十年代前有了质的飞跃，但是，思想舆论的控制仍然囿于一个大的前提之下，不能容纳多元意识的存在，知识分子凭自己所担当的社会道义义无返顾地理性地审识当时的社会体制，冷静客观地解答着各种社会问题。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面前的易变性和劣根性，使得六、七十年代变质蜕化为政治帮闲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跟随政治的大波而流，他们骨子里没有正直和道义的血液，对“文革”的否定，当然也否定了他们在“文革”期间所倡导所颂赞的一切，他们在历史交错的当口，应是十分的尴尬，但是他们发表了一些反省的文字和谈话，摇身一变，又成为资历颇深的大学者、大教授，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在中国各个灿烂的角落。诸如舒芜、冯友兰、周谷城、周一良、余秋雨之流，他们曾经辉煌的时代已然远去，但他们又不想殉葬于宠他们的主子，仍然活着，发表各种虚伪的文字，以混淆视听，为他们曾经干出的勾当作掩饰。直至今天，仍然有一部分“文革”期间充当政治帮闲的知识分子欺世盗名，苟活于这个清平殷实的社会之中。人性的虚伪，人格的脆弱，使得他们仍然围绕着政治的大棒而运作。 尽管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他的不足之处，但是，他们真正探求了国家发展的理念，追求了社会进步的知识，平民精神在他们身上有充分的体现，甘愿作为底层人民和社会弱势集团的代言人，敢于和权势交锋。而这些又须定位在八十年代对西方各种学术思想，民主理念的大量引介，这些引介而来的思想和理念时时冲击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所以他们在官僚主义泛滥的社会中自觉承当了为民请命的责任，力图在中国重新构建一套价值体系，打破集体主义给中国人民所赋予的绳索。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新左派”理论等各种社会思潮席卷了知识分子的营地，犹如新文化运动期间的知识分子那样为社会、国家的进步和发展而奔走呼号，这一切都源于“文革”前后那种政治决定一切和权力集中导致的各种社会病态现象所映衬的教训。如何在中国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体系，如何切实地保护人权以及如何推进国家的真正自强和文明，都是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要探讨和解答的命题，这种探讨和解答最终导致了八十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因为八十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精英意识和平民精神退缩了，把目光转移到不着实际问题的纯学术方面来。学术上不思其内质，文学上只注重个人内心的排遣和抒闷，思想上紧随大流以保全自身。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和承担的社会道义几乎丧失殆尽，他们钻入象牙塔而无病呻吟，人格的惊吓和责任的退卸，使得他们在血腥事实的面前，变作哑人，只有哑语，或者就是谁也不知其内涵的高深莫测的理论。各种旗帜、主义、口号滥觞于中国大地，犬儒之风盛行，他们退而不谈政治，人文理性在知识分子中毫无阵势。市场经济的冲击，使他们把知识分子内心所忌讳的“利益”为重的观念全然抛开，把知识分子所应担当的社会道义和历史责任全然抛开，把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社会良心全然抛开，纷纷钻入浴池，浸泡由劳动人民所奉养的娇嫩莹白的肉。 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从思想、文化、学术、文学各个领域内，都变得清谈起来。“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写字的人不少，抬头思考的人不多，名和利是当时知识分子所必须具备的，一言蔽之，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由精英、平民蜕变为无赖、贵族，虚伪成为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虽然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没有如“文革”前后的知识分子那样出卖灵魂，残害同类。但是为了名和利的诱惑，在中国大地上游历撒谎，一本本关于美妙谎言的专著成为市场机制所应运而生的铜性商品，他们在狠命捞取名和利的同时，也张扬道德，张扬高层认可的道德。但是，他们却在无意识中扼杀着真理，扶植着虚伪和浮躁，正如费尔巴哈所说：“只有谎言才是道德的，因为它规避和隐瞒真理之祸患和祸患之真理。”[18] 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政治环境有所宽松，中国知识分子对在一个声音的指引下将民主、自由、历史、道德、社会道义和良心及责任加以肆意篡改和歪曲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从某种程度上说，九十年代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是痛苦的，但是这种痛苦源出于他们心中的一个庞大无比的自我，思想是混饭吃的，诗歌是给上帝的，艺术是给自我心灵的，文学是给性渴望的，贵族化倾向十分显明，他们总是坐在通往天堂的阶梯上俯视劳苦大众，上帝在他们心中完美无缺，思谋算计着如何拯救自己（从物质上）。诗人痛苦，文学家、思想家痛苦等等九十年代那些可以称为“家”的大多数在痛苦，在申诉自己呻吟的根源。九十年代是最平庸、最虚伪的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最真实最贴切的写照。九十年代，是一个没有激情、没有胆战心惊的时代；是一个没有火焰狂风的时代；是一个没有沙场和远塞的时代；是一个不动荡不恐怖的时代；是一个人性隐匿正义消退的时代；是一个不关注他人只重一已私利的时代。知识分子丧失了天赋之道义精神，不敢正视现实，缩头露尾在时代的夹缝中展现形而上的自我，以掩盖其不关注不敢正视现实残酷而追逐虚名、清誉，对供养他们得以生存的劳动大众所犯下的罪行。 道义、责任、良心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淡化了，他们在商海中闪拿腾挪，练就了一套混饭吃的真本领，全然不顾支撑他们的劳动大众，并且很快地就与腐败融为一体，学者、教授只懂照本宣科，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教出来的知识分子（大学生），也学会了照本宣科，没有思想，学习只是为了混饭吃，看看九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只能发出“平庸”这两个字。作为培养知识分子的高等学府，充斥着加工资，评职称、分房子、争当教授的平庸可怜的知识传承者，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理念在他们心中讳莫如深。 杨竞一语中的，指出了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虚伪肮脏的本质：“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当一个文人在现实中的交往是以财取人，尤其是以势取人的时候，你怎样相信他的‘平等’货真价实？当一个学者情不自禁地亲吻金锁链，你又怎样相信他的‘自由’正宗原版？当他对民众的苦难视若无睹，你又如何相信他的‘博爱’发自内心？”[19] 天堂是美好的，但首先得扎实走好人间的道路。 80年代、9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是落差异常显明的，社会道义和责任承担也是一目了然的。前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是什么？后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所 追求的又是什么，徐友渔先生的见解十分精辟：“进入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首先面临的是自己的安身立命问题。如果说，80年代是新启蒙的时代，其基调是理想热情，‘以天下为已任’，为改革开放路线齐声呐喊，那么，90年代初明显出现了消极意义的倾向和犬儒之风。不少文化人和艺术家在社会震憾和经济大潮两面夹击下，在精神上彻底放弃和全面溃退，同时力图用冠冕堂皇的甚至深奥的，形而上的学理为自己当下的、为一已私利的生存状态辩护。”[20] 知识分子：如何定义 知识与权力的结盟，便导致承继和传扬知识的社会沦落，导致承载知识的知识分子蜕化腐败，导致整个社会的沦落和腐败，中国当下的问题应是如何拯救权力的民众性和知识的真理性。若单从文化上去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未免有点肤浅。拯救权力和知识，便拯救一切人文科学合乎理性的发展。 中国人所欠缺的是理性，而不是从纯粹文化意义上所指出的宗教情结，也不是从政治意义上所要求的恭顺和听话。理性欠缺的中国人，无法自觉地思考其所处社会的状况，他们宁可相信宿命和认可现世，也不相信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理性而有序操作的革新会加以解决。所以，中国目前的大问题仍然是新文化运动所未完成的理性启蒙，这个责任和重担很自然要中国知识分子来承当。 若果中国知识分子把20世纪中叶以后的人格不加扬弃地带进21世纪，这个重担也是无法挑得起的，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要拯救知识的纯洁性，不让知识沦落为世俗知识，才能拯救其他知识分子（假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当张扬知识的纯粹性和理性民主性，建构真正承载道义和理想的人文知识体系，而非世俗、非权力强行扭曲的人文知识。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能够而且必然的承载着社会道义和良心，是在社会的激流中思考探索国家和民族去路的知识分子，若果不关注现世民生、不思考、不张扬国家社会进步发展理念的知识人，不能说是知识分子，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读死书盛装世俗知识的塑料桶而已。“读书人所要全力追求的是带动社会进步的知识；所要全力鼓吹的是推动国家发展的理念。”[21] “知识分子应当坚持道义立场，承担社会责任。”[22]我们应当要求舆论不一律，各种意识形态并存，促使思考的知识分子不因意识形态的限制而限制其各种睿智的精英思想。当然，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负责，不能出卖灵魂，不能出卖国家，也不能出卖民众，允许知识分子对政府尖刻、“反动”的批评，政府不能横加干预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意识信仰自由，不触及国家法律不追究其责任。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在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中畅所欲言，指陈社会流弊，加强社会对政府的舆论监督，活跃民间的民主气氛，以达到民族最终的理性启蒙，推动国家向文明、民主的现代化方向发展，才能建立一个吏清治明的现代化国家。 注释： [1]、屈 原：《离骚》。 [2]、李 白：《将进酒》。 [3]、杜 甫：《古柏行》。 [4]、（清）兰陵党存板 金樱：《格言联壁》。 [5]、李 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 [6]、李 白：《行路难》。 [7]、屈 原：《离骚》。 [8]、雷 颐：《超越五四？》1996年第6期《读书》第66页。 [9]、（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10页周子平等译。 [10]、张 宽：《再谈萨伊德》1994年第10期《读书》。 [11]、《毛泽东选集（五卷）》第413页，1977年版，北京。 [12]、《毛泽东选集（五卷）》第388页，1977年版，北京。 [13]、同[12]、第393页，1977年版，北京。 [14]、《百年潮》 [15]、《百年潮》 [16]、《毛泽东选集（五卷）》第384页，1977年出版，北京。 [17]、余 杰：《中国太监》， 《火与冰》第216页，1998年4月第1版：经济日报出版社。 [18]、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第9页。荣振华译。1984年10月第1版：商务。 [19]、杨 竞：《林中响箭》2000年1月第1版，中国电影出版社。 [20]、徐友渔：《自由的言说》序言（自序）1999年12月第1版，长春出版社。 [21]、台湾：高希均 1994年第二季台湾《书的天下》。 [22]、同[20]。 September 23 李敖同志在北大说了些什么？李敖在北大的演讲，我期待已久，知道他不会像连战和宋楚瑜那样圆滑，一定会直接开骂GCD，果然不出所料。令人恶心的是，不仅电视不敢直播，连国内各大网站也看不到演讲全文。直到我到了香港，才能看到。现 copy 如下，希望更多人能够看到。
李敖北大讲演（无任何删节） 2005.9.21李敖北大演讲全文〔最新整理版〕
==============================[开场白部分]＝＝＝＝＝＝＝＝＝＝＝＝＝＝ [09:50:17] 主持人：谢谢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李敖先生北京大学演讲会现在开始！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主席台上的嘉宾：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先生，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执行总裁刘长乐先生。北京大学方面今天出席演讲会的有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闵维方教授、我校各院系老师和学生的代表。让我们对光临北大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现在请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闵维方教授致欢迎词。 闵维方：尊敬的李敖先生，尊敬的刘长乐先生，尊敬的各位嘉宾，尊敬的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今天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们十分荣幸地邀请到台湾著名学者李敖先生，来到我们北京大学发表演讲。首先我代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向首次回到大陆进行神州文化之旅的李敖先生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并致以良好的祝愿。 李敖先生是台湾著名作家和文化名人。1935年生于哈尔滨，1937年随全家迁移北京，先在新鲜胡同小学就读，1948年秋考入北京名校四中，1949年一月转入上海缉规中学。对北京的一段求学历史，李敖先生本人讲过，北京文化古城，使其在智力上早熟，从小就养成读书买书藏书的癖好。1949年4月，李敖随全家迁居台湾，定居台中，在台中第一中学读初二。中学时代的李敖已显示出自己独立思考、绝不追随大流的个性。由于对当时台湾教育制度不满，他在读完高二后便自愿休学在家，博览群书。1954年夏，他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未满一年自动退学，不久再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1961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李敖先生的作品自成一家，纵论历史，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畅快淋漓的文字和辛辣的评论，充分展示了李敖先生的深奥学养和特立独行的性格。近年来李敖先生主持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使大陆观众对李敖先生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和更加生动的印象。我特别要介绍李敖先生的父亲李鼎彝先生，是我们北大的校友，1920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之后李鼎彝先生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另外李敖先生的大姐李珉女士，姐夫周克敏先生，二姐李珣女士都是我们北京大学的校友。 今天李敖先生来到他父亲曾经读书的母校发表演讲，我们也迎来了李珉、李珣和周克敏三位返回母校，我们感觉非常亲切，让我们对他们的到来再次表示热烈的欢迎！ 近年来我们北京大学在两岸的文教学术交流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今天李敖先生的到访，对进一步密切两岸学术界文化界的联系，促进两岸知识界的良好互动，继续推动两岸的和平友好交流，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我们也诚挚地欢迎越来越多的台湾学者来大陆，来北大访问、教学，同心协力将我们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最后预祝李敖先生北京大学演讲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09:55:08]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李敖先生北京大学演讲会现在开始。 [演讲正文]============================================================================== 李敖： 各位终于看到我了。 主任，校长，总裁，各位贵宾，各位老师，各位小朋友！ 来演讲紧张不紧张？紧张！站在大庭广众面前，很多人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的军队，可是你让他讲几句话，他就菘了，不敢讲话。什么原因？胆小！美国人打赢南北战争的将军格兰特，指挥千军万马打赢仗，林肯总统请他上台给他勋章，让他几句话，他讲不出口，为什么？怕这玩意，一讲演就紧张。 前天晚上我编了一个故事：北京大学一个女孩子，进了一个大楼建筑里面的小房间，突然看到一个男的里面，嘴巴里面念念有词，来回走动。这个女孩子就问他，你在干吗？他说我在背讲演稿。问他说你在哪儿讲演？他说我要在北京大学讲演。女孩子说，你紧张吗？他说我不紧张，女孩子说，如果你不紧张，你到女厕所来干什么？！这个人就是连战！（鼓掌） 连战唬弄了你们
台湾有一位很有名的歌星，崔苔菁，崔是吹牛，苔是台湾人，菁是青年。台湾要靠混，靠吹牛，又是青年人混，连战就是这种人。他可以唬弄别人，唬弄不到我们；可以唬弄你们，至少前一阵子唬弄你们。你们任何觉得连战讲演好的人，我就要警告你们，今天你们可能很失望，为什么呢？因为我无法花一个小时把这个观念转过来，因为你们上了连战的当以后，我很难把这个观念转过来。
我在这儿埋怨一个人，埋怨我的老板，凤凰电视台的刘长乐先生。为什么要埋怨他，他把我“鼓囚”到北京来（对不起，我一看到你们，就讲很多乡音）。可是我已经在中国大陆、在凤凰电视台上讲了有400多场，你们对我相当的熟悉，用一个熟悉的眼光来看我，要我今天把这个讲演讲成功，这是高难度的。你们对连战完全不了解，你们看到他吗？所以对我熟悉，对我是个困难，这个困难是刘长乐老板造成的，所以我今天有所抱怨。
现在开始讲正题了，罗马教皇（你们现在叫教宗，我们老人家那时候是叫教皇的）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演讲的时候不能用稿子，为什么不能用稿子？用稿子表示你记不住。如果你自己都记不住，你怎么样让听众记得住呢？你这个演讲就失败了！所以大家看（李敖敞开西装外套），没有稿子。也没有小抄，可是我带了一些证据是有的，等会会显示证据。
我必须和大家说，接下来这个演讲的时候（？）是刘长乐老板告诉我，一五一十规格都告诉我。最后我问他一句话，把他问得愣住了。我说有没有铺红地毯？我进门的时候有没有铺红地毯？他说你没有，克林顿有，连战有，你没有。我说为什么我没有？他说，北大尊敬你，把你当成学术演讲，所以不铺红地毯。校长，是不是这个意思？（回身） 我说好，我做学术演讲，讲得好就是学术演讲，讲不好，讲一半，铺红地毯还来得及。〔笑〕 要先赞美共产党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不然人家说北京大学势力眼，怎么不给李敖铺红地毯？怎么给当官的，或者说是政治人物铺红地毯？大家知道，我在这儿有很多人眼睛看着我，说李敖骂过国民党，骂过民进党，骂过老美，骂过小日本，今天你在北京，你敢不敢骂共产党？很多人不怀好意，幸灾乐祸看着我。
我告诉你，我先不骂共产党，我先赞美共产党和国民党曾经打倒的一个势力，那就是北洋军阀。为什么赞美北洋军阀，大家知道吗？北京大学怎么出来的，北洋军阀！什么人叫蔡元培校长做北京大学校长，（那时候他是国民党人的身份），是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有这个肚量把全国最好的大学交给和他敌对的一个政治势力的首领，那就是黎元洪当时干的事情。我们现在骂北洋军阀，我们有什么资格骂北洋军阀呢？北洋军阀比我们度量宽大的不得了。今天，除非，把我李敖放在这里做北大的校长，否则我们就不要骂北洋军阀，我们要做历史性的反省。
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谈一些事情。我在出发以前，各方友好，都劝着我，拉着我，（跟我讲）：“这话别提，那话别说”。 刚才我在主任面前还讲了一句，我说我来北大讲演分两类，一类就是“金刚怒目”，另外一类叫“菩萨低眉”，你们待我还不错，今天开始，（我说话就）菩萨一点。
我谈一件事情，以前克林顿站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他很大胆地引用了一句话―――以前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一段话，有人说你要为国家牺牲你的自由，可是胡适说，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克林顿引用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引用完，下边还有一句话。胡适说，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所以克林顿的演讲引证有错误。 后来又来了一个人，就是连战。他在讲演场里面提到了四个字，有点犯忌讳的，可是事实上他提到了，叫做“自由主义”。各位，连战对自由主义的解释完全错误。他轻描淡写的说胡适把自由主义带到台湾，所以台湾有一股自由主义的学风，在学校里面流传下来了。我告诉各位，没这个事，没有人敢这样做，包括连战，他们都不敢这样做，所以自由主义这四个字虽然在连战的演讲里面，在北大的讲台上面出现了，我告诉你，没有这个东西。 很多人说我李敖是自由主义者，说你自由主义者在大陆，你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我们要看你讲什么话？你要不要宣传自由主义？我告诉大家，我要宣传！可是内容和你们所了解的有出入。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我们看到学理上来讲，你出一本书，他出一书，学理上非常的高深。对我而言，没有复杂，自由主义只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反求诸己的部分，一部分是反求诸宪法的部分。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台湾在过去清朝统治之前是给郑成功来统治，这是了不起的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爸爸投降了，郑成功不肯，郑成功妈妈在福建被清朝的兵轮奸了，郑成功发现母亲被轮奸了，怎么办？我来告诉你怎么办，他把他母亲身体切开，用水冲洗他母亲的尸体，他认为他母亲被轮奸以后，脏，他母亲脏了。奸是一个动作，污是一个过程，用水冲可以解自己心理的压力和痛苦。
打着红旗反红旗
各位想想看，在五四时代，在新文化运动时代，有一个问题只有胡适先生解决了，别人解决不了。就是有一个北大学生提出来，说他的一个朋友的姐姐被土匪抢走了，绑票了，当然，也发生了刚才我说的那种不幸的结果。问北大的这些思想家们，你们怎么样解释这个现象，大家解释不出来。胡适先生做出解释，他说，如果有男人要讨这个被害的女孩子做太太，我们要尊敬这个男的。胡先生的意思是说，一个女人被强暴了，其实在生理上变化很小，（像，手被碰了一下……）（但是）心理上很难过，所以如果有这个男的能够破除这种情结，这个男的了不起，我们应该尊敬他。
从郑成功的例子到胡适的例子，大家想想看，就是，当我们自己被困扰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解开？俄国有个小说家叫库布林，他写过一部小说叫《雅玛》。《雅玛》什么故事呢？说是俄国的一个妓院里边，大家都在接客，忽然来了一个女孩子，如花似玉，当然很多人都愿意和她上床，红得不得了――代名妓――赚了很多钱。有一天，她和其他地妓女聊天，她说，姐妹们，你们知道吗，我还是处女。那些姐妹们都笑起来了，说你是什么处女，整天卖。那个女孩子说，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共产党。为了我们的党，为了我们的主义，我们需要钱。需要我来卖。赚了这个钱，来帮助我们的党，来帮助俄国的革命。我在做一件伟大的卖身，可是我的精神上，我是处女，你们不了解我。
大家注意到，有人说是唯物主义，你李敖站在这里谈的全是唯心的，唯心主义―当我觉得我不是妓女，我就是处女―这是高度的唯心。有人会问我，你这话是不是和马克思不同？我告诉你，马克思是一个典型的唯心论（者）啊，你们以为他唯物吗？我认为他唯心！尤其是他抄别人东西的时候，更唯心！（笑）。 大家核对核对看看，英国的首相格兰斯顿的演讲，马克思《资本论》里引证，捏造了格兰斯顿的话，格兰斯顿没讲过这个话。亚当斯密的（那些话），马克思引证，（可是，亚当斯密）没讲过这些话。马克思说的：“工人无祖国”，这句话不是马克思说的，这句话是法国大革命时候那个英雄马拉讲的话。 为什么这样？我们都被、都给马克思骗了还不觉得呢？最重要的是，1890年8月5号，马克思的好朋友恩格斯写封信给史密斯，里边一段话，说，马克思亲口告诉他“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自己都不信马克思主义，我们那么急干吗？ 这话说得大家好像都在笑―这也是我难过的事情。 为什么？我告诉你，讲演最怕四件事情：（我告诉你） 第一件事情：人不来听；第二件事情 ：来听了，跑去小便；第三：小便以后不回来（笑）； 第四：不鼓掌！〔掌声〕 世界三大男高音里边有个大胖子―他跟我同岁－帕瓦罗帝，中间还有一个小胖子一上来就是这个姿势，请你们鼓掌，为什么鼓掌，因为我太传神了，你们都忘了鼓掌了―――鼓一次掌吧！〔掌声〕 你们不习惯我这种讲话的方式，可是我必须说，我就是这种方式。
今天我站在这里，大家说，你要不要骂共产党，刚刚我说过，我先替北洋军阀讲了好话，让我替共产党讲一句好话，说你怎么这样敢为共产党讲好话，为什么不敢？当共产党没有做坏事情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把真相澄清出来？谁说共产党不许别人讲话？我拿一本书给你们看－《毛泽东文集》，当然你们会笑我你在“打着红旗反红旗”，其实不是，我给你们看一段蛮有趣的，这一段，你们可能都不看，念给你们听：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掌声，笑〕。有了错，一定要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不负责任，怕负责任，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要十个失败。人总是要讲的，做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掌声〕 今天我在这儿摸了老虎屁股，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是老虎让我摸他屁股的。 心灵开放是重要的
这话怎么讲啊，今天你们以为我和你们大家在谈自由主义吗？我今天跟大家做一个重大的宣誓，我李敖放弃自由主义。从18世纪、19世纪以来，人类所梦想、追求的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第一个层面是，你心灵能不能解放，如果心灵―就是像郑成功式的，－那就会把你自己困死，把你死掉的那个妈也整死。
所以我认为，心灵开放是重要的。这一部分自由主义，叫做“反求诸己”―――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如果没有一个改革开放的自己，（就会）永远困扰着自己。 所以我说，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没有人想做，因为太痛苦了，因为太难了，要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才能做自由主义者，所以自由主义这一段―――叫做反求诸己的，反求诸己成功了我自己才知道，我不是郑成功，我可能是《雅玛》里的那个卖东西的窑子―我是处女。 （以上是）重要的，自由主义的（一个）部分。
人民和政府的五种关系 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就是和政府的关系，就是政府老是限制我。我们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有几种方式。 （你们北京话，有我好吗？大家说乡音未改，我没改，可是你们也改了，为什么你们改了？北京变大了。你们讲的没有我讲的纯。）
我告诉你，人民和政府的关系，第一个关系就是：我不要活了，我“鲠”儿了。屈原就“鲠“儿了。辛亥革命以前，杨虎生在英国跳海，“鲠”儿了，就是我死了。最有名的，一个英国的故事，英国一名议员aster跟丘吉尔吵架，aster说你太可恶了，如果我是你太太我就弄杯毒药给你，丘吉尔说，如果我是你丈夫，这杯毒药我就喝。（笑） 所以，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就是你政府太坏了，我“鲠”儿了，我不要活了。 “伯夷叔齐，饿死守阳之山”，就是这样。 第二个感觉我“颠”了，就是跑了，我玩不过你。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我去做美国人了，我不要跟你们在一起，在座的我的女儿李文就是这种类型的人。〔笑〕 第三种呢，“蹬”儿了，有一个台湾人住在北京很久，住在雍和宫附近，讲了一口京片子，到北京大学作客，叫做林云，妖僧林云。他在答录机里面“蹬”儿一声，说：我是林云，我不在家，就是说你找不着我了，我猫起来了，你要找我，找不到，就是我藏起来了―所谓隐士。诸葛亮不就是“蹬”儿了，可是刘备找着他了，就不“蹬”儿了。
第四种“菘”（song上声）了。小时候我们在北京斗蟋蟀，用老鼠的胡子逗它，逗来逗去，一个蟋蟀打不过另外一个了，怎么都不打，就是“菘”了，就是蔫儿了。我怕你，我不跟你玩了。就是人民对政府的态度，我怕你，不和你玩了。
第五种是就“翻“儿了，就是火了，我和你干上了，我生气了。什么时候会“翻”儿了？我告诉你，人民忍无可忍的时候，再找到一个节骨眼的题目就会“翻“儿了。在1932年美国就发生一件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美国军人打死了。 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很多兵回来了，要政府赔钱，政府说，你们现在年轻力壮，现在不给，到1945年，你们老了，再给这个钱。大家一听，觉得也好。 结果1932年美国发生经济大恐慌，出事儿了。这些老兵憋不住了，跑到华盛顿广场集会，大家集合，由早到晚，由日到夜，由今天到明儿个，都不解散，中央政府广场被占领，好说歹说都不解散。
所谓爱好人权尊重人权的美国人，他们干什么？开出坦克车，一个将军叫做麦克阿瑟元帅，下面带了一个少将叫做巴顿将军，巴顿将军下面带了一个少校叫做艾森豪威尔（笑）。干什嘛？开枪，放毒气，坦克车冲出来，多少人死掉了。为什么？政府不能忍耐人民在他的中央政府广场里面盘踞不去！这种情形仅仅是美国的情形吗？是吗？不然！
我给大家看看一个资料，告诉你们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当年《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讲到怎么样的开枪，你们看不清楚，没有关系，证据在这儿，一会主任和校长在这儿可以证明。 看这个表，1932年美国群众在中央政府盘踞不去，政府开枪；1953年德国群众盘踞不去，开枪；1956年匈牙利群众盘踞不去，开枪；1968年捷克群众盘踞不去，开枪；1970年美国又来了，又开枪。 全世界，任何政府在这个时候，都是????蛋！ 可是人民来讲，逼他开枪，局面造成了。我们逼他开枪，我们要不要反省？我们为什么这么笨呢！看看有没有什么聪明的方法。消极的方法（那五个方法），你不能够把政府摆平，你自己跟着受害。 被禁书表比我高
说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我告诉大家，古往今来没有人比我李敖，争取言论自由再多的了。我写过100多本书，有96本被查禁。全世界古往今来有没有这么个人写了这么多禁书，而有这么个????蛋政府盯着他不放，查禁它。
我把我的书名、被查禁的号码（时间），以及被查禁的罪状，列了一个表，你们看有多长。（展示） 我的书和我著作等身，我这个表已经超过我的身高了，能证明什么？ 我坐牢就坐牢，你们说，你有抱怨，你抱什么怨，写文章大不了坐牢，你们不愿意，聪明了，觉得你李敖傻，那么多牢做的干什么，为什么？我们现在知道有一种觉悟，我告诉大家，虽然这么多禁书不能卖，写了以后就被抢走了，怎么办呢？在二渠道，三渠道，…一百渠道，在地摊上和黄色书刊一起卖。（笑）鱼目混珠，所以我出的书都是露屁股，看起来很凉快的。 我的读者根本不是我的读者，他是买黄色书刊，买错了，就变成我的读者。（笑）所以，我的读者里面有些人是色情狂，你们有没有，我不知道。 我告诉大家，言论自由，争取以后是这个下场。那么我们革命了，项羽这样喊，楚霸王可以这样喊，李自成也可以这样喊，你不能这样喊。项羽、楚霸王用的武器，李自成用的武器，和统治者差不多，你有一把刀，我有一把刀，差不多。 现在全世界任何政府的统治者用机关枪，坦克车，你（们）不行。所以我说，人民要聪明，争取自由要靠智慧。
大家看我这本小说《北京法源寺》，今天下午我要去法源寺去看看。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去过能把这个小说写得神龙活现，这就是文学家嘛，就干这个的。（笑）
我讲我的心里话给你们听，我回头看，除了我们的刘长乐老板以外，主任校长都不太笑，我一回头看，就很紧张。（笑）他们不算本领，我在内地最佩服的一个人叫做丁关根，你和他讨论问题绝对不笑，脸绷着一路绷到底，我真的佩服。（笑）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和丁关根一样了不起的，叫包公，他也不笑（笑）。所以宋朝人当时有一句谚语叫做“包拯笑，黄河清”，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言论自由像A片 我今天谈言论自由，他们怕，其实有什么好怕的，我举例给大家看，什么东西开放，言论自由会更安全，我今天在这儿最想讲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北欧，瑞典、丹麦他们是全世界性开放最早的地方。丹麦开放A片的那一年全国的强奸犯罪率减少了16％，不强奸了，看A片就好了，头一年全国偷看女人洗澡的偷窥犯减少了80％。 按照我们的标准，一定有伤风化，破坏民心士气，我所佩服的一个将军叫做许世友，以前南京军区的司令，南京军区不能看《红楼梦》。 现在告诉大家，瑞典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强奸犯减少16％，偷窥狂减少了80％。当您开放小电影的时候，大家整天看，已经平常了，反倒没事了，言论自由本身就是这样的。 我在台湾搞了这么多年的言论自由，结果怎么样？整天查禁我的书，说李敖闯祸，影响民心士气。现在的书不禁了，可是也没事了。 我拿张照片给大家看，我指着一个老头子，这老头子前一阵子也来到北京，他是国民党的上将叫做许历农，当年做总政战部主任，专门查禁我的书，后来变成好朋友。后来他在公开场合向我道歉，他说我们发现不查禁你这么多书，也不会亡党亡国。 所以今天大家聪明，知道了，有些言论开放了以后，是火山一样的喷火口，让它喷出去。言论自由像看A片、看小电影一样，让他讲了，让他骂了，让他说了，老虎屁股让他摸了，没什么了不起。 我认为这是今天我们国家领导人最应该知道的一点，可是今天他们知道不知道？还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克林顿讲演现场全部播出，为什么连战的演讲现场全部播出，我李敖在这儿，为什么要想想看再播出？（笑） 看看毛主席的词：“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春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可是我告诉你，毛主席第一次原稿不是这样的。他的原稿是：“他在旁边笑”。他是个旁观者变成在中间，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境界呢？看王国维写的《人间词话》，“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 现在女孩子穿的是裤袜，以前女孩子穿的是玻璃丝袜，在大腿中间有吊带。你把这个袜子送给美国人，美国很高兴，我有全世界最好的玻璃丝袜。你把这个袜子送给法国女人，她会说我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大腿。她把袜子穿上去以后，所以她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大腿。袜子没有穿上以前，我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丝袜，穿上去后，你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腿，就是他在旁边笑，丝袜套上大腿，就是他在丛中笑。 现在北大太孬了 今天我来到这儿，香港一句俗话就是“不是猛龙不过江”。我敢来，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敢骂国民党、敢骂小日本和老美。今天我来，不是骂人，我也捧人，我捧了北洋军阀给您看。 那个时候北大怎么样对待政府？教育部公文来了，退回，不看，北大多狠。教育部钱来了，收进。（笑）现在的北大，太孬了，在我看来，什么原因？怎么样可以不孬？我们的书记，站起来，我们的校长，站起来，像我们以前的老校长马寅初不就是这样吗？ ????多不是坏事
北大马寅初干了九年的校长，在国民党时代被软禁，后来在北大做校长的时候，本来和毛泽东感情好得很，为了人口政策两个人的看法变了。马寅初说中国人这样生下去我们不得了，我们的财政都被吃掉了。毛主席说，人多没有关系，人多好办事情。结果毛主席赢了，大家斗马寅初，一路斗到马寅初床前面的墙，都贴了大字报，可是马说我不在乎，我要干到死，我要孤军奋战，结果他没有死，他活到100岁，别人都死了，他还活着。（笑）
这就是北大精神，北大的教育。所以我说今天从北大开始，虽然毛主席说，北京大学水浅王八多，多几个王八也不是坏事。（笑） 我的话其实讲不完的，可是今天的重点大体上就说到这儿了，这些书你们懒得看，我告诉你，我看得熟不得了。我念一段周总理的话给你们听：“人民大众是有充分的思想自由的。......只要其他思想都可以存在。但要讲，不讲这些，别的我们也允许它的存在。”所以今天我要替共产党讲好话，大家说共产党不让人讲话，是错的，是一部分共产党把毛主席周总理根本的精神给它过分紧缩了，才有今天的现象。 所以我和大家说，共产党有它自由的成分，过去被打压是一个错误，所以我们总觉得共产党一党专制是错的，必须说，整个的原因出在原来的马克思那里，可是现在我们知道都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我请大家问问，社会主义不够，为什么前面要加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不灵了，可是不灵了说不出口，加了一个帽子，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不是吗？（笑）我告诉各位，你们都不看毛选集，有这段话，毛主席最后的一段话，你们听了绝对会惊心动魄，我念书给你们听：“这些骂我们的像龙云，像梁漱溟，我们要把它养起来，养着他们骂我，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毛泽东思想里面有一部分是真的懂这个道理的，结果我们把他两个凡是化了，把这一部分毛泽东给忽略掉了。
还有一个，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我念给你们听，毛主席说过：“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
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共产党到今天还存在，我李敖说的，我愿意它存在一千年，和我们是什么关系？共产党讲两手策略，一手是软的，一手是硬的。
保住，我们也保住它，共产党愿意为人们服务吗？我们就是人民，让它为我们服务。辛巴达过河的时候忽然有一个老头子爬上他的脖子让他背着他，你跟着我走结果是星光大道，怎么样甩他也甩不掉。你要照顾他，我们希望共产党活1千年，我们在它背上，贴着它，哄着它，赖着它，让它为我们服务，有什么不好？！我们不服气，要打，玩言论自由你们玩不过我，你们要革命你们玩不过坦克车，所以我们不搞这些。要搞，我们去“鲠”了，去“颠”了，去“蹬”了，去“菘”了，去“翻”了，用这种不健康的情绪在家里生闷气拍桌子摔板凳。是错误的。 我们要和共产党合作，其实他们人太多了一点，现在共产党是6900万，比台湾人口多3倍。（笑）可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有老百姓。13亿人口和6900万比起来是19：1，19个人里面有一个是共产党。广大的中国人民要干什么？我们放弃过去那种打天下、作对、反政府的念头，为什么？落伍了，因为没有可行性，人民会吃亏，
共产党不喜欢笑
共产党说，下一代的共产党很聪明，我看到胡锦涛真的很聪明，我们也很聪明，这个时代对我们也很有利。大家都忘了，王羲之的儿子王雱在书店里看书，死背，为什么要死背呢，因为没有钱买书。宋朝的王安石和他的好朋友说，我儿子是神童，看书一遍就看会，他的好朋友说哪家儿子看两遍，都是一遍看会，因为有高度智慧的人才能看书，今天我们就是这种人，你们北京大学就是这种人。
各位想想看－等一下我把我爸爸在北大的文凭给你们看，我要送给校长，送给主任，－那个时候毕业，1926年北大毕业，365个人，今天3万，你们学校这么多人，大家想想看，我小时候一个中学生后面跟着4000个文盲。 我爸爸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可是我们想想看，今天你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背后有这么多的人，他们在精英上精英不过你，本来你们从出生就是胜利者，父母亲受胎的时候是2、3亿的精子往前跑，后来是一个精子才出了你们。 你们赢了13亿，所以你们到了北京大学，不要以为到美国得了博士就完了，大家可以看到李文就是典型的例子，到了美国得了博士，得了什么会失落的，所以我和大家说，我们要拥抱共产党。 共产党不喜欢笑，共产党太严肃，我们把它放宽一点，就是我今天的主要目的。 我讲这一点很多人提心吊胆，包括我在内，人家说，你到大陆来要不要看长城，我说我可能没上长城先进了秦城(笑)。 为什么说我不伤感，我不能伤感。我看到的北京是什么北京，以前我到店里的时候，老板看我知道我买不起这杯东西，但他会倒杯茶给我，那样彬彬有礼的北京已经没有了，现在是处处设防的北京，当你对人处处设防的时候，人心变了。 今天我做个样板给大家看，我捐35万人民币是为胡适在北大立铜像，就是告诉大家，其实胡适思想是最温和的，对我们有利的。现在我们开始知道，立个铜像给他。当时胡适在我穷困的时候送了1000元台币给我，今天我相当于1500 倍的人情来还，你们是这种人吗？还是有钱舍不得。 十天以前我离开（台北），看到高金素梅去联合国，去宣布日本人可恶的时候，我还送了她100万台币，不要以为我李敖有钱，是台湾所谓的立法委员，大家知道我在坐出租车吗？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时髦不能动，谢谢各位！ ============================================================================= [回答问题部分] [10:48:49] 问：李敖先生您好，我来自政府管理学院，我的问题和文化有关，我看过您的传记知道您年轻的时候曾经写过万字以上的长文，主张中国的文化要全盘的西化，过了几十年之后，您是否仍然持有这种观点，我的问题是，您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什么样的？是我们要继续的全盘西化还是保留原有文化，或者说还有其他的道路？
[10:49:11] 李敖：您刚刚谈到钱穆先生，我在中学的时候写信给他纠正他的错误，他就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教授，你们都受了他的影响，为什么呢？ [10:49:47] 因为燕京大学有一个未名湖，“未名”两个字就是他起的，当时我谈到所谓全盘西化，这也算是一个在政治里面的一个罪名，就是不可以搞全盘西化，可是我必须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在全盘西化中最典型的例子。 [10:50:04] 就是马克思，马克思就是全盘西化，因为他全是洋玩意，这就是我们无法完全避免，国防部你去问曹刚川部长，他现在不会搞刀枪之类的，一定会搞现代化武器。 [10:50:28] 过去，说信不能发表，说关公和岳飞来了，都打不过英国人，为什么呢？英国人打我们，他炮打过来，我们打他，打不到他，甚至看不见他，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全盘西化的原因，过去说是政治的原因特别强调并且挖苦和打击全盘西化，我希望说，现在可以一点了。 [10:50:43] 问：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想问您，您是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的合作是否影响到了思考的独立性？ [10:51:16] 李敖：谁影响谁，不错，我和人家合作，人家会对我有所照顾，或者在双方合作的时候会考虑对方的立场，但是必须说刘长乐先生是个怪人，他有招和一个本领，就是我打球一样打擦边球，就是很多话我们不能说的，他很技巧的让它说过去，而不出事，这是了不起的。 [10:51:39] 我告诉大家，争取言论自由就是要用这种方法，就是你要说，说别人能够听得进去，中国有句老话，情于新，而词于巧，情拿出来是真的，可是词于巧，表达这些感情和事实的时候要讲求事实。 [10:52:40] 问：李敖先生您好，非常有幸这次有机会给您提问，在今年的早些时候，敏瑞芳书记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大概意思是说对于有反动言论的老师应该清出课堂，我想您对这样的观点有什么评价？ [10:53:47] 李敖：我觉得作为大学一个特色，什么言论都敢接受，怎么可以叫反动言论呢，怎么可以有言论课堂呢，医学院里不也叫癌症吗，癌症这我们也要上，所以我们把它当成癌症来看，想出招来解决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在大学里面，没有什么说是可以害怕的，不能讲的，是不正确的。 [10:54:06] 问：我相信您已经看到北大师生的热情了，我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您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北大？您希望以什么形势与北大学生交流？ [10:54:45] 李敖：你叫我来干嘛，当胡锦涛请我做北大校长的时候我就来了。 [10:56:15] 问：李敖先生您好，我是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因为前不久国民党举行了党主席的直选，您在选举的前夜在王金平的大会上公开表示您不支持马英九作为国民党党主席，我问您，在马英九已经当选国民党党主席之后，您认为他的政策会对两岸关系有什么影响，您对两岸关系的稳定和平发展有没有信心？ [10:57:04] 李敖：我来北京就是怕谈台湾问题，果然这个问题就追上来了，我和你讲，这就是政治人物和思想人物的不同，马英九长了一个脸蛋，人也是一个好人，可是一辈子他不做事的人，我们叫他不粘锅，什么好事也不做，什么坏事也不做，就是笑嘻嘻的拉选票，很多票就这样给他的，所以我们认为能够做事的人是很重要的，摆个小脸蛋到处跑是不好的，所以我认为马英九干出了行了，他应该去演个电影或者做歌星都比较好，至少变个大色狼也比较好。 [10:58:04] 问：李敖先生我非常尊重您，我对您刚刚那样说马英九先生好像不太公平，我想问一个文化的问题，您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屈原的文化？ [11:04:02] 李敖：这就是典型的例子，我刚刚讲过了，去年属于我对政府不满，可是我的白搭方法就是第一类的。所以我认为那是个弱者的表达，现在的人类要有不是弱者的表达，要用清醒的，理性的并且快乐一点的表达。 [11:04:41] 我最后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我们都知道王安石，王安石是在中国的宁波做过官，他的小女儿很可怜，死在了那里，后来他调开了，临走的挖了一个小船，在对面的小船上和他的小女儿再见。“今夜扁舟来作别，此生从此各东西”。 [11:04:51] 回家乡是好难的事情，大家看到唐朝人写诗，几乎有一半都是“天上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都是思故乡的，因为故乡对他们太遥远了，太难得了，为什么我现在说李敖我不还乡呢。 [11:05:02] 我这次回来不是怀乡，没有乡愁，不是近乡没有情怯，不是还乡没有衣襟，没有眼泪，为什么我要这样，因为时代不该有乡愁，这是个错误的情趣，屈原有一个错误的情绪，他对政府是个错误的态度，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健康快乐的心态来开创我们的未来，谢谢各位！ 评论：
不管李敖这个人的真实学术水平如何，单看他这次的演讲，已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当然，我不相信李敖一次的演讲就能对中国的政改有什么帮助，但它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思想传播。李敖的演讲必将掀起新一轮网络讨论的热潮，希望这轮热潮不要被再次无理地压制下去。
李敖在演讲中说（大意）：“克林顿的演讲，全国直播；连战的演讲，全国直播；我的演讲，你们还要想一想再播。”话音刚落，下面一片掌声。果不其然，李敖的演讲，大陆没有一家电视台直播，新浪网也不敢在线直播文字内容，我估计有不少朋友到现在都不知道李敖说了些什么。虽然，有不少人义务录下了李敖讲话的内容，但是我要说，只看文字，是感受不到现场那种气氛的。一定要看凤凰的直播视频。
李敖实现了他在演讲前的承诺：不断地插科打诨。所以有人抱怨，嫌他的演讲主题不明。其实他的演讲主题是非常明确的：作为一个大陆民众，如何以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导，处理和政府的关系。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他先谈了自由主义的两个层次：一，实现个人心灵的解放；二，反抗极权政府的压迫，实现个人言论和行动的自由。演讲的主题，便是由对第二个层次的论述展开的。 李敖在演讲中生动地用“格儿了”“颠儿了”“得儿了”“[尸@从]了”“翻儿了”五个北京土词，分别指代自杀、流亡、隐居、屈服和造反五种他不赞成的反抗极权政府的方式，而主张比较温和的改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则主要是用笔。这种思想无疑是和他的老师胡适是一脉相承的。 无疑，李敖的演讲是相当敏感的。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李敖用他的嬉笑怒骂的无厘头风格，解构了中共一向营造的权威形象，解构了一向被奉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在论述自由主义的第一个层次时，李敖引用了苏联流亡小说家库布林的一个小说的情节：一个漂亮的少女为了替社会主义革命筹集经费，甘愿去当妓女，而且自豪地宣称，我还是处女，因为我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而卖身。李敖还用了《一千零一夜》中一个老人在辛巴达远航时，跳上船紧抱住辛巴达不放，说“我要和你一起出海”的比喻，说大陆民众和共产党的关系，也应该是这种我跳上你的背紧抱住你不放的关系。李敖又用玻璃丝袜的比喻来解释毛泽东《卜算子·咏梅》最后一句的未定稿和发表稿。这些比喻都是中共传统的宣传所不能接受的。 二，李敖使用了自称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辩论方式，从毛泽东、周恩来的选集中，找出有利于自由主义的论述。比如，李敖在毛选中找到了毛泽东说的（大意）“共产党将来也会灭亡。……我们希望它灭亡得越快越好”的话，并因此而论述说，后来的中共，是片面地理解了毛泽东思想。有趣的是，李敖在演讲中几次提到他反国民党，反民进党，却拥护共产党，但实际上他说的拥护共产党的方式，还是相当于他以前反国民党、反民进党的方式。这是一种欲纵故擒式的高明辩论手法。 三，李敖胆子大，举例时常常直点其名，并且总是用开玩笑的语气提起。演讲一开始就用自编的故事嘲笑连战。演讲中有一次插科打诨，由在座的北大校委委员会主任闵维方一直都不笑，提到前中宣部部长“丁大官人”丁关根也是这样的人，并且说，历史上也只有包拯能与之相比。李敖在提到胡……锦！涛时，还不忘加一句“我的小弟”。这些也都是犯忌的。 最后必须要说的是，在李敖演讲结束之后，有一个学生当着闵维方的面向李敖提问，说闵维方曾经说过要把散布反党言论的老师清除出去（实际上，他对闵维方的原话记忆有误，闵维方本来是说，要禁止教师利用课堂散布反党言论，但并未提及对这样的教师如何处理），对此李敖有什么看法。他的问题引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而李敖也丝毫不给闵维方面子，直接说他是反对这样做的，并把这样的言论比喻为医学院教的治疗癌症的课程，对人有利的要教，有害的也要教。面对李敖所说的“现在的北大，太孬了”这样的话，这个学生不顾自己的学业可能会受影响，算是小小反驳了李敖一把。 总之，不管李敖这个人的真实学术水平如何，单看他这次的演讲，已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当然，我不相信李敖一次的演讲就能对中国的政改有什么帮助，但它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思想传播。李敖的演讲必将掀起新一轮网络讨论的热潮，希望这轮热潮不要被再次无理地压制下去。 August 08 what you'll wish you'd known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written for high school stdents, but still a worth read for adults, I think.
July 25 1. 杨朱贵己杨朱, 又称杨子、阳子居、阳韩生, 是战国时期魏国人. 他阐发了一种人生哲学, 其核心观念便是"贵己"。杨朱的思想在当时的影响应当是很大的, 孟子曾提过这么一句 "逃墨必归于杨", 杨朱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杨朱没有留下任何遗作，《孟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列子》等书都曾提起过他，其中《列子·杨朱》篇最详。《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吕氏春秋》说："陌生贵己。"《韩非子》说："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淮南子》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
杨朱的思想, 通俗地讲, 就是珍惜生命, 吃好喝好， 别为无谓之物累着自己.
杨朱于乱世之时提出这个思想，却不是浅薄的, 而是有其深意的。杨朱曰：“......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 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这就是著名的"拔一毛而利天下, 不为也" 的由来. 以后的人常常借此攻击杨朱, 说他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代表, 这显然是断章取义, 因为杨朱后面明明还有一句, "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就是说, 一方面, 你要拔我的一根毫毛去利天下, 我也不给; 另一方面, 你就是把天下所有的好东西都白给我, 我也不取, 太累, 不希罕. 最好你别来烦我.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杨朱的抱负还是很大的, 他之所以提出这套" 贵己" 的主张, 其实是为了达到 " 人人不损一毫， 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 的宏大目的. 遗憾的是, 杨朱的良苦用心常常被后人忽视.
其实这个故事完整版本是这样的。一天， 禽子问杨朱：“ 拔掉你的一根毫毛, 以使天下安宁, 你干不干 ? 杨子回答说: " 别扯淡了, 这不是一根毫毛所能解决的." 禽子坚持说:" 假设能够, 你干吗? " 杨子觉得他这么问很无聊, 就没再搭理他了. 禽子却很八卦, 又去和孟孙阳讲这件事情. 孟孙阳就对禽子说:"你真是不理解杨子呀, 听我来跟你解释. 现在如果有人用万金来换你的一小块皮, 你愿意干吗?" 禽子一想, 这生意划算, 于是说: "愿意". 孟孙阳又问: " 如果用你的一只胳膊去换取一个国家, 你愿意吗?" 禽子不做声了. 孟孙阳说:" 一根汗毛虽轻于一块皮, 一块皮又轻于一只胳膊, 但是汗毛积累多了就是一块皮, 皮积累多了就是一只胳膊. 一根汗毛虽然只是身体中的万分之一, 但怎么能够因此轻视它哪?" 禽子一下子没话说了. 从这个故事我们至少可以知道, 杨朱根本没有说过"拔一毛而利天下, 不为也" 的话, 纯属后人以讹传讹, 栽赃陷害.
今天的中国, 大多数人都在不自觉地拥抱着杨朱的思想: 身体是最重要的, 健康地活着才是硬道理, 及时行乐等等. 可是, 人们往往不记得 杨朱的后一句话, "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 结果往往为金钱名利和无止境的欲望奔波忙碌, 贪得无厌, 最后落得个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的悲惨下场, 完全偏离了杨子保全身心的贵己思想.
杨子的反面, 就是那种"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的思想. 这固然是一种高尚的思想, 但实践表明, 它却容易变成虚伪的口号, 乃至杀人的借口. 批判杨子" 拔一毛而利天下, 不为也"的人, 也应该想想, 你有什么权利要求别人牺牲一毛而利天下? 毕竟这一毛虽轻, 也是人家的私人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 在中国历史上, 乃至近现代, 强制个人作出牺牲而利所谓的天下的事情层出不穷. 试想, 如果向杨子设想的那样, 每个人都能好好照顾自己, 不去刻意地牺牲自己利天下, 也不强求他人做出牺牲利天下, 也不去妄求天下, 那么, 世界是否会变得更太平更美好一点?
黄玉顺写了一首"咏杨朱", 还有点意思, 摘录如下: http://www.siwen.org/fengyapian/zgzxss/zgzxss.htm
咏杨朱
人道阳生阳子居，一毛不拔遭人忌。 重生轻物竟无君，全性葆真不求利。 贵生重己欲难违，为我养形物不累。 读罢列子杨朱篇，始知生命诚可贵！
关于杨朱，还有两个故事较有名。
一、"墨子悲丝染，杨朱泣歧路"，后句所指的便是杨朱的一个传说，杨朱某次外出，遇上一条岔路，或许是一时不能决定走哪条路，或许是联想起人生的歧路，竟哭了起来（后世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也有一故事，"阮籍哭穷途"，不同的是，杨朱是遇歧路而哭，阮籍是无路可走而哭。在历史上，两人的哭都很名）。
二、杨朱其弟杨布外出时穿素衣，在外遇到下雨，便换了件黑衣，回家时他家的狗竟不认得主人了，狂吠起来。杨布气得要打狗，杨朱却说："你不要打它。如果这狗在出外时为白色，回来却变成了黑色，难道你不同样感到奇怪吗？"（《列子·杨朱》）
July 12 25 个人类科学面临的 大问题Science 125 周年特刊选出了 125 个人类科学面临的 大问题, 前 25 个问题分别如下所列:
1. 宇宙由什么组成?
2. 意识的生物基础是什么?
3. 为什么人类的基因如此之少? (约 10 万个)
4. 基因和身体健康的关联程度如何?
5. 所有物理定律能够统一在一个框架下吗?
6. 人的寿命能够被延长到多少?
7. 什么控制了器官再生?
8. 皮肤细胞怎样能够变成神经细胞?
9. 一个普通的植物细胞如何长成一整棵植物?
10. 地球内部是怎样的?
11. 我们在宇宙中是孤独的吗?
12. 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产生的?在哪里产生的?
13. 什么决定了物种的多样性?
14. 什么样的遗传变化使得我们人类与其他物种不同?
15. 记忆是如何存取的?
16. 合作行为是如何演化而来的?
17. 怎样从浩如烟海的生物数据中得出有意义的大结构?
18. 化学自装配技术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
19. 传统计算(丘奇-图灵意义上的)的极限在哪里?
20. 我们能够有选择地关闭免疫反应吗?
21. 量子不确定性和非局部性受更深刻的原则支配吗?
22. 存在有效的艾滋疫苗?
23. 温室效应会让整个世界温度升高多少?
24. 什么能替代廉价的石油? 何时?
25. 马尔萨斯的理论会持续错误吗? 即, 人口会持续膨胀吗?
June 30 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表现、根源和对策于建嵘，男，1962年9月生，湖南省衡阳市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农村政治研究。主要著作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等。
本文为于建嵘在燕园评论三农系列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稿。 我第一次来到“北大在线”，是应邀参加一个三农问题研讨会。当时主讲的是《黄河边中国》的作者曹锦清教授。他在分析中国农村的形势如何严峻后，提出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许多主张，其中最激动人心的就是将全部农业税费减掉，这样农民就可以增加收入。当时大家讨论得很热闹，我听得入迷，却忘记说话了。会议后，主持人给我来电话，说会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讲，是不是约李昌平来作一次对话。我告诉他，李昌平先生是闻名天下的中国农民利益代言人，而我既不是知名学者又不是当权者，根本没有资格同李先生对话。再加上要到香港去开会，所以我就没有来。前几天我从香港回来，主持人又给我来了电话，说李昌平先生已经到北大在线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讲演，不仅分析了目前农村存在的十大问题，而且系统地提出了解决方案。只是现在已经有人对李昌平所提的主张持有不同的意见了，主要是说他在向政府和当权者为农民乞求利益。主持人还说，我最近出的《岳村政治》被《南方周末》称之为是主张“让农民自己说话”的，这与目前主流的三农问题解决方案不一致，是不是可以来讲讲这个问题。几次邀请，我不得不答应来到这里开一个小型的座谈会。现在既然来了，我就讲讲农村调查体会和农村政治状况的看法。这些观点前几天我已在北大由王铭铭教授主持的一个有关《岳村政治》的研讨会上讲过，你们这里有的同学可能听了。大体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上次我侧重讲如何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是方法论方面的，这次重点讲农村政治状况。
说实话，我是不同意现在许多学者和专家有关中国三农问题的分析和主张。无论是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还是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所提出的三农问题解决方案，都体现了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寄希望强大的国家及既得利益集团的让步，停止对农民的剥夺，还利于农民。曹锦清先生在呼吁那些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表现出勇气和智慧来采纳让农民休养生息的建议的同时，还希望知识界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迫使既得利益者和当权者让步。李昌平则以一个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的热泪舍身为农民请命，向当政者呐喊：““施仁政吧！施德政吧！依法行政吧！重视农民的权利吧！珍视农民的生命吧！”“给农民国民待遇”。还有些知识分子如党国英说“要为农民说话”，胡星斗说要“为农民呐喊”等等。应该说，这些人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仰的，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并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在为农民请命。但是，我认为，在他们思想深处还是那种知识精英统治社会的观念，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将农民这个社会主体排除在外，没有看到农民自己的力量，没有将农民放在农村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
事实上，讨论农村问题，如果离开农民这个视野，是不可能得出真正有意义的结论的。农民的生存状况及其他们的行为反应是我们解答许多社会现象的基点。就目前中国农村来说，这个基点就是农民的反抗。可以说，正是由于农民的反抗斗争，才让当政者和知识界认识到“三农问题”的重要，才有减轻农民负担的各种政策。
为什么这样说？我将以政治分析为视野从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这三个方面就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出现了政治危机；其二，农村政治危机的主要根源；其三，如何解决农村政治危机。
一、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的政治危机
应该说，自中国进入转型期以来，中国的农民问题就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无论是乡村建设运动，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都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旗帜或口号的。但自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很长一个时期内，特别是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岁月里，尽管农民大量饿死在劳作的田野里，农民问题却并没有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经过农民因饥饿而推进的新的土地改革，农民基本上能吃饱肚子后，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却成为了当政者和知识界关注的焦点。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村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反抗。
同上世纪二十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主要集中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一样，这次在农村出现的农民反抗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还是在这些地区。我调查和研究主要是湖南省的有关情况。从我调查和所能接触的材料来看，近十年来，湖南省无论在湘南、湘西，还是湘中和湘北，都出现过大规模的农民反抗事件，其中，上万人的农民反抗事件就有二起，较大规模的有十多起。根据我的研究，这些事件基本上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事件的主题比较集中和明确。这些事件的具体诱因各有不同，有的因为在上交提留时，发生了暴力行为或死人的恶性事件；有的是村民们认为农民负担太重，由少数人出面组织上访进而发生冲突；有的因村民选举时出现了“非法”的情况，村民们为要求行使“民主权利”而集体上访；有的是由于村民们认为村级财务不清，村干部有贪赃枉法行为而采取集体行动，等等。村民们提出相应的行动口号就是“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和“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曾惊动中央的祁东事件，农民就是打着旗子、举着“全面落实省委[1996]9号文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万众一心抗重税”的标语、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进行示威的，进而发生了多起冲击乡镇党政机关的。
第二，组织化程度提高。少数农民利益的“觉悟者”通过各种形式，在社交圈子内寻找几个志同道合者，以宣传党和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为形式，展开宣传发动工作，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后，成立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而以具体的事件为由头采取集体行动。这些村民自发成立的组织大体上有“减负组”，“减负委员会”， “减负监督组”，有的只称为“减负代表”、“减负骨干”，等等。这些组织一般较为神秘，就是同一组织也有不同的说法，很少见到有明确的组织文件，大都以口头的方式表述意见，不许作文字记录，也不设具体的职务，特别是负责人。因为要做到“口说无凭”，“免得让人说在搞非法组织”。但事实上，这些组织内部还是较为严密的，从其活动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有组织领导者的存在。衡阳县渣江镇盐田管区文德村江东小组农民彭荣俊（退伍军人），通过在村民小组会上宣读中央和湖南省政府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提出了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等具体要求，得到了村民的拥护。他就发起该镇18个（基本上保证每个村一人）愿意参加减负活动的村民召开会议。会上决定，不成立具体的“组织”，只称“减负代表”，不设负责人，由彭某担任召集人。在这一组织领导下，引发了著名的“渣江事件”。据了解，湖南省现有许多这样的减负组织，而且出现了联合趋势（他们称之为“联网”）。
第三，产生的了一批新的农民领袖并具有极大的号召力。这些农民领袖的身份特征主要是，年龄一般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有些还是党员和村干部；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的基本态度。这些组织的其它骨干在文化素质特别是家庭经济情况与这些组织领导者有一定的差别。领导过宁乡道林农民组织的是杨跃进是退伍军人，开始在村里当民办教师，他不满足校领导专权，就联络学生家长组织“家管会”进驻学校清查学校账目。这一事件的另一领导人崔罗坤本来是村民小组长，被村民推荐为村民代表，先后向乡政府和村委会14次反映情况，要求解决当地村办厂矿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问题不仅没有解决，一些基层干部还动用社会黑势力对崔家进行打砸抢，并将崔打伤再押到县里拘留。自此之后，崔就踏上了漫漫上访路。在上访过程中他了解了更多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精神，并认识了一些减负方面的同行，他也就从为自己“申冤”转而组织农民开展减轻活动并成为当地有影响的人物。这些以“减负”为口号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在当地很有影响，可以说一呼百应，并得到农民的保护。有多起农民反抗事件正是为了保护这些农民代言人而发生的。如湘阴县樟树镇农民代言人张新甫被当地公安部门传讯，方面数百名群众围攻樟树镇政府，打伤多名干部，并将镇党委书记杨冬云扣押起来作为人质，以交换张新甫。宜章县干警受命前往粟源镇拘捕农民减负头面人物周炳辉，被当地农民发现后，立即吹哨子、打铜锣，迅速聚集了2000多人，将100名干警包围。上千人还追到镇政府大院，打砸了办公室和干部住宅。桃源县组织民警和税务人员及乡干部30 多人组成行动队在拘留该县芦花潭乡观音岩村“聚众抗交屠宰税”的毛明达（共产党员）时，被闻讯赶来的农民包围。15名民警和干部被打伤，另外10多人遭受脱衣的体罚。直到当天中午，公安部门将毛明达交出后，行动队才得以解脱。
第四，反抗形式逐渐升级，出现暴力化趋向。上世纪90年代初，农民反抗的主要形式是写联名信，或派代表上访。到了1995年后，有些地方就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公开集会，请愿和示威，并进而与公安、政府工作人员发生流血冲突，有些事件，国家还出动了驻军。宁乡道林事件就是减负代表组织当地农民要在镇政府机关大院召开一个声势浩大的“万人减负反贪大会”引发的。有关部门了为制止这次聚会，派出大批警力（最多时有1000多人），赶到镇政府门前的公路上设置警戒线。最后与农民发生暴力冲突，警察使用了催泪弹导致人员伤亡。衡阳县渣江事件则是镇政府以综合治理为名召开万人大会，用绳索将捉到的6名“减负代表”捆绑挂牌在大会亮相，激起了几千名群众愤怒，而引发了较大规模的武力冲突，群众将镇里的车子砸坏，并有多名人员受伤。
第五，事件具有传染性。农村发生的这些事件很容易从一个地方传染到另一个地方。祁东河洲镇的农民与县镇两级工作组因交建资款发生冲突，进而与司法部门发生暴力对抗，最后迫使上级政府出面清退了多收农民的教育集资款。这样，河洲农民通过与政府对抗减轻了负担的事迅速在祁东县各乡镇传播。接着引发遍及全县西部近数万农民的暴力行动，五个乡镇党政机关被冲击，共有48户、79名乡镇干部的人身和住宅遭到围攻和冲击，公私财产损失巨大。涟源市三甲乡数千农民在“农民利益的代言人”黄国卿领导下，以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围堵涟源市政府大门，并冲进市委书记家进行抄家，并强行接管当地公办的白溪小学，扣押了三甲派出所值班干警和副乡长。在他们的影响下，相邻的白马镇也发生冲击基层党政的事件，镇党委、政府、人大、纪委四块牌子全部扛走，镇党委书记被围攻殴打，并被剥光衣服，前来化解矛盾的市镇两级干部被扣，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
二、农村政治危机的根源
上世纪90年代后在中国农村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农民反抗事件，对共和国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就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年代，农民无论经受了什么样的苦难，都很少采取这样直接对抗的斗争形式。这些事件对社会稳定产生的具大负面影响，迫使执政者和学界不得不关注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然而，尽管执政党和国家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但都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最终使这一问题成为了共和国总理感到头痛的问题。究其根源，在于这类事件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
第一、农村利益冲突加剧。一切政治行为都与一定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目前中国农村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1、利益主体分化。一方面，国家、地方政府、农村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和农民，都成为了具有独立利益主体。另一方面，各利益主体有明确的利益取向和意识，都非常明确地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 2、利益冲突的表面化。最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农民负担加重。9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内县、乡两级地方政府出现普遍的财政危机，并最终转嫁为各种税、费、摊派的农民负担。而且，农民相对贫困化加剧。在经济上，由于受到国家强制性政策控制、市场性剥夺和技术性的限制，农业已经不是一种产业，农业经济显品长银收的格局（农产品增长和农业的总体性收入减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增幅过快，也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而且，相对于城市的贫富差距拉大。3、利益冲突具有体制结构性，显现不可调和的态势。这是说，这种利益冲突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国家为了加强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努力将国家行政力量伸入到乡镇，建立了超规模的乡镇干部队伍。但国家并不承担他们的费用。这样，一方面，国家需要依靠强大的乡镇体制来管制农民；另一方面，国家又要防止乡镇这架强大的机器对农民进行无限制的剥夺。传统社会的利益冲突大都表现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社区精英处于调和的中间人角色。现在是国家在调和，处于中间人的角色。 4、利益冲突的外部化。这表现在，农村社会的利益冲突，已超越了农村或农业这个范围，并表现为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冲突。农产品及生产资料的市场化交易之间的冲突。
第二，政治整合能力差，政权软化。任何政治危机，都会表现一定的权威结构发生变化。其中，国家的控制能力或政治整合能力，是这种变化的最主要衡量指标。目前，中国农村出现了政权软化现象。具体表现为：1、基层政府及干部的合法性受到怀疑和挑战。为了强化统治，政权趋向于暴力化。当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怀疑时，如果采用强化政权机器来维持秩序，会得到相反的效果。政权机器的扩张与政治动员能力并不一定成正比。扩张了的政权机器为了获得维护其运转的资源而会展开新的掠夺。国家权威受到冲击。但是，利益冲突并不一定会产生政治性的集体行动，只有当这种利益上的冲突以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对一定的权威结构产生根本性冲击时，集体行动才得以发生。在目前农村社会的权威结构中，存在着国家权威和基层党政的权威以及地方权威。在常态中，基层政权作为国家的代表者，其权威处于结构的核心位置，国家权威处于隐性，地方权威属于边缘的民间权威。由于基层党政存在大量的对农民利益侵害行为，基层政权的合法就会受到村民们的怀疑，国家权威就很自然地进入村民们的视野。为寻求国家权威的保护，单个的村民会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于是，那些能将村民组织起来的地方权威就会迅速膨胀。尽管如此，要使具有制度性意义的权威结构产生动摇，需要有一定的起动因素，这些起动因素主要依赖于具体的诱发性事件。目前，农村最为常见的诱发性事件，基层党政干部在行使职权时的采取暴力等失范行为或因此而产生了诸如死人等严重后果。 2、黑恶势力成因盛行，并在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由乡镇政府出面组织的的流氓地痞团伙横行乡里。对于黑恶势力是如何侵入到农村基层政权的问题，我作过一个专项调查。从我调查的情况来看，主要有四种方式，其一就是乡镇领导“引狼入室”；其二就是宗族和黑势力控制的民主选举；其三是经济能人的利益诱惑；其四是政治精英的“红黑蜕变”。这些黑恶势力侵入到农村基层政权后，一方面利用“政权”赋予其的合法性欺压农民，成为村霸乡匪；另一方面又采取各种形式对抗农村基层政权，在一定的时期为了其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引发并领导各类事件。3、在国家政权体制之外形成了新的社会权力组织。一方面，农民缺乏自身的基层组织和政治代表，在农民个体与政府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有意义的缓冲。另一方面，各种非政式组织已经出现，并在国家政权体制之外形成了新的社会权力组织。目前主要的有，因社会治安不好而出现的农村自卫组织；生产互助性的组织；宗族组织。特别是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秘密组织。许多农村出现了“兄弟会”，“同门会”，“减税救国会”，“农民减负专愿者”，“减负代表”等等。有的则直接叫帮会。这些组织十分复杂，大都具有传统组织的诸多特征，有的组织还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第三，反体制意识已经形成。通过知识界的努力，中国农民问题的本质已经被揭示出来。农民长期受到体制性剥夺已形为了共识，并被归结为二等公民、国民待遇、新农奴等理论。这就意味着，农民问题是体制问题，必须通过反体制才能解决。重要的是，这些有关农民处境的理论已通过知识精英传播到了社会民众。由于目前农民对社区缺乏认同，对前途失望，这种理论很容易与社会不满情绪结合在一起领导湖南涟源市三甲乡的黄国卿就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干部和农民都是父母生的，不站起来反抗，就侮辱了公民和五尺男儿的称号”。
三、如何解决农村的政治危机
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存在社会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有如社会学家默顿(R. K. Merton)所说，“有关社会危机的预言往往因为这种麻木的态度而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为了不使这种危机自我实现，目前有三种解决方案。
第一，国家对策：税费改革和三个代表
自中国进行转型以来，对待社会危机的基本态度主要采用的就是运用武装力量与政治专制手段。现在历史进步了，在民主和法制成为国家和政党合法性基础的现时代，想走出这个历史怪圈。那么，作为主导中国农村发展的国家采取了些什么行动来化解这些危机呢？从目前来看，主要采用的措施有四个方面：1、试图通过税费改革来调整利益结构。税改费为什么实行不了？方法是要全国农村基层行政单位都放弃所有的非税收捐费，这些收费相当于每年九百亿元。反过来，中央政府要把农业税从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八点五。最重要的是北京每年拨款二百到三百亿元补助农村基层，用于公共设施、教育、工资和其它行政开支。但这种 “费改税”遇到严重困难，在安微的试验已经基本停止。 “费改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拿出的二百亿元补助无法支付基层政府的巨大开支。由于国家财政缓冲这一振动的能力有限，无法满足乡镇政府的要求。2、试图通过改革乡镇体制来约束中间利益阶层的强势。撤乡并镇，精简机构。可是国家却没有办法安置那些因此而闲置下来的乡镇干部。3、试图通过村民自治体制来建立农民新的管制体制。由于这种政治性授权是建立在上述利益冲突上的，因此，其本身也就变成了冲突的重要内容。4、在意识形态方面，提倡三个代表，并企图以此来约束乡镇干部。显然，这种将希望寄托在当权者的自省和自我约束基础上的改革，是否有效，事实已经证明了。
第二，知识界的主张：“给农民国民待遇”
知识界有关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很多。其中，“给农民国民待遇”最具代表性。从有关论述来看，这里的“国民待遇” 不是一般意义上所指的一个国家给予在其国境内的外国公民和企业与其国内公民、企业同等待遇问题，而是指要给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与生活在城市的市民同等待遇问题。表面上来看，这种论述没有错，因为中国的确存在城乡二元分离，农民的社会地位也急需提高。但只要我们对这种主张所提出的具体目标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给农民国民待遇”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的，是用一种表面化的城乡差别来掩盖中国社会的本质。事实上，那些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非农业人员”所具有的“待遇”，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国民待遇”了。因为对生活在城镇的广大劳动者来说，那些少得可怜的“福利待遇”早已被改革改掉了。只有那些少数贵权者则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上享受着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具有共同利益和意志代表的国民群体，只有贫贱的劳动者与拥有资本和权力的权贵者。也没有什么国民待遇，只有权贵者的待遇。广大工人和农民在一样承受着权贵者的压迫和剥夺。权力和资本对劳动的剥夺，才是中国社会的本质。
也就是说，目前知识精英所主张的“给农民国民待遇”的主张，也许并不是农民自己想要的，不是农民的利益表达。而且，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他们是要“给”农民国民待遇，由谁给呢？当然是权贵者和这些知识精英了。这也就决定“给农民国民待遇”并不能解决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
第三，非主流观点：组织农民，开展一场社会运动
斯梅尔瑟将社会运动分为规范导向的和价值导向的前者倾向于体制内的渐进式改良，后者则主张采用激进的社会革命。 记得上次中国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博士在这里说，要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只得进行社会改良，不能进行激烈的革命。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农村不可能产生一场新的革命，因为缺乏农民革命可分配的资源。土地或权力都不能成为当前革命的目标。而要实现全社会的财富再分配，则需要改变国家的根本秩序，“民族利益” 会改变这种争权行为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而强大的军事力量会迅速地恢复秩序。从目前中国的情形来看，在农村推动一场有别于传统革命式的社会改良运动也许是比较明智的选择。问题在于，我们要改些什么，由谁来推动这样的改良。
我认为，首先要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要让农民自己说话。也就是要动员组织农民，建立真正的农民组织，要在农村社会中培养与形成与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有效搏弈的力量。
要建立农民的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改变现在的乡村治理方式，走向乡村自治体制。这里不仅是村一级的自治，更主要是撤消乡镇政府，实行乡镇自治；其二，建立社会中间组织。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许诺，要运用社会组织特别是民间组织来构建社会运动的载体。其中，成立真正意义上的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作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缓冲。党国英认为，社会集团的组织程度越高，社会集团之间对话成本就越低，妥协的可能性就越大。高度离散的社会群体最容易受到谣言和邪教的蛊惑，并很容易成为立场极端的领袖人物的基础。而且，据著名农村社会问题学者米格代尔的分析，分散的农民可能是“革命者”的社会基础，而有组织的农民则可能是改良主义者甚至是保守主义者的社会基础。如果通过农会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政府与农民对话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农民的愿望就容易通过秩序化的组织渠道得到表达，一些突发事件也可以得到缓冲和调解。
当然，这样的农会应该是真正的农民组织。几十年前，千家驹在批判以乡村建设运动为代表的农村改良主义时就认为，真正的农民组织应该是，“第一，必须是能代表最大多数农民之利益的。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农民是有阶级分化的话，那这大多数农民当决不是地主与富农，而是贫农雇农及一部分中心。第二，这种组织必须是自下而上的。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的政权，龙其是地方政权，还掌握在代表豪绅地主利益的人们的手里的话，那这种组织是决不能希望他们来领导与发动的。它必须是一个自发的组织，而不是由上而下的，由政府机关所通令成立的。第三，这种组织必须是适应世界潮流的。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孤立的闭关自守的世界，我们应该走哪条路已摆得非常明显。倒行逆施的开倒车运动固然行不通；自作聪明独创一格也为时势所不许”。我认为，这里第三点的“适应世界潮流”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可以应该建立退出机制。无论是政治性的和经济性的农民组织，如果农民没有自由退出权利，那都是很可怕的。
要让农民自己说话并不是要知识精英放弃自己的责任。詹姆斯·C·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中说：潜在的激进农民运动的组织是否形成，似乎主要取决于它可以得到的资源能否确实缓解其成员的最迫切的需要，取决于政府或外部精英对其宽容甚至帮助的程度。在这两个因素当中，后者似乎最为重要。没有外部帮助，一个地方教派或政党或多或少就会被迫处于我们所说的“内部自助”之中。作为保护的基础，内部自助不会有充分的物质条件。马克思在《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这就表明，知识精英不仅要走进乡村社会进行调查了解乡村社会破产的真相，更要向社会特别是当权者表达组织农民的政治主张，并通过发动组织农民并最终将他们变成一个阶级。而目前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到农村去，发动农民成立各类合作组织。我们要为农民建立各种组织提供规范；同时推动农会法的起草工作，象上世纪80年代初北大学生向社会提交《新闻法草案》一样，可以提出农会法的建议草案。
80 多年前，当许多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在海内外诉说中国社会的危机时，有一个人却从你们北大图书馆走进了湖南的农村和江西的安源，最终发动并领导了上个世纪的那场工农运动。他就是毛泽东。当年，就充满激情地说：“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历史也已经证明，中国的农民并没有得到解放。原因何在呢？其中最主要的是这些知识精英们利用农民的力量重新塑造了一代救世主。
现在已是新的世纪了，不是需要救世主的时代了，要靠农民自己，要让农民自己说话。 May 10 BLOOD IS ON THE SQUARE偶然听到一首老歌, Phillip Morgan 写的 "BLOOD IS ON THE SQUARE", 词曲具佳. 旋律有 Lennon 的味道, 词就不多说了, 自己听吧. BLOOD IS ON THE SQUARE words and music by Phillip Morgan
For many nights and many days, Then came the People's army On June the 3rd in China, For four more days of fury There are tears that flow in China
April 26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今天连战由台北经香港抵达南京,开启 60 年来国共第三次合作, 意义可谓重大。回想当年第一次合作时，国共两党旗下聚集多少中华热血青年，从广州开始，北伐战场上一同浴血奋战，为的是打倒军阀和北方的封建势力，再造新中国。第二次合作时，在抗日战场上并肩血染战袍，为的是打败小日本，不作亡国奴。然而后来兄弟相争，不得不各自飘零, 是为最大的国殇. 今天回顾几首关于台湾的诗歌, 以志纪念. (1) 1896年4月17日 台湾彰化的诗人丘蓬甲, 几乎是用血和泪写成如下 28 字的诗．当日是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一年整. 春愁难遣强看山, 往事惊心泪欲潸．四万万人同一哭, 去年今日割台湾 (2)国民党元老 于右任 先生 (1962)留下一首悲愤欲绝的 国殇，又名 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唯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那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3) 台湾诗人 余光中 有乡愁一诗, 曾经在某年的春节晚会上朗诵, 令人唏嘘不已.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後,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後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那信一样的雪花白 那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那母亲一样的腊梅香 那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当你跨出机舱的那一刻，
April 23 王小波,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今天重温王小波。 http://cn.netor.com/a/wangxiaobo/w_zuopin.htm
小波说过: 智慧总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王小波是中国文坛的怪侠，独往独来，无门无派，身手不凡。他的文字幽默调侃，放浪不羁，但骨子里却充满对自由的执著，对智慧的崇尚，真诚的自然流露，对任何形式的虚伪、专制和愚昧的厌恶。
最喜欢的还是他的那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描述了一头漠视生活的设置的特立独行的“猪兄”。 很多人都比不上这头猪， 因为很容易不知不觉地就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了，或者向专制和罪恶妥协，或者成为金钱和物欲的奴隶。因为这个原因，我们需要经常想想这头特立独行的猪，以见贤思齐。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就我所见，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肉猪是阉过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April 21 "When a P-man loves an NP-woman " winsGood news. "When a P-man loves an NP-woman " wins the Math Poetry Contest. The prize is a copy of Complexity of Computations and Proofs (Jan Karjicek, editor), volume 13 of Quaderni di Matematica, Dipartimento di Matematica della Seconda Universitá Napoli, 2004. April 14 4. 第一个 NP-complete 问题NP 是 Non-deterministic Polynomial 的缩写, NP 问题通俗来说是其解的正确性能够被很容易检查的问题, 这里"很容易检查"指的是存在一个多项式检查算法. 例如, 著名的推销员旅行问题(Travel Saleman Problem or TSP): 假设一个推销员需要从香港出发, 经过广州, 北京, 上海, ....., 等 n 个城市， 最后返回香港。 任意两个城市之间都有飞机直达， 但票价不等。现在假设公司只给报销 $C 块钱, 问是否存在一个行程安排，使得他能遍历所有城市，而且总的路费小于 $C ? 推销员旅行问题显然是 NP 的. 因为如果你任意给出一个行程安排, 可以很容易算出旅行总开销. 但是, 要想知道一条总路费小于 $C 的行程是否存在, 在最坏情况下, 必须检查所有可能的旅行安排! 这将是个天文数字. NP-complete 问题是所有 NP 问题中最难的问题. 它的定义是, 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解决某个 NP-complete 问题的多项式算法, 那么所有的 NP 问题都将可以很容易地解决. 通常证明一个问题 A 是 NP-complete 需要两步, 第一先证明 A 是 NP 的, 即满足容易被检查这个性质; 第二步是构造一个从某个已知的 NP-complete 问题 B 到 A 的多项式变换, 使得如果 B 能够被容易地求解, A 也能被容易地 解决. 这样一来, 我们至少需要知道一个 NP-complete 问题. 第一个 NP complete 问题是 SAT 问题, 由 COOK 在 1971 年证明. SAT 问题指的是, 给定一个包含 n 个布尔变量(只能为真或假) X1, X2, .., Xn 的逻辑析取范式, 是否存在它们的一个取值组合, 使得该析取范式被满足? 可以用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 假设你要安排一个 1000 人的晚宴, 每桌 10 人, 共 100 桌. 主人给了你一张纸, 上面写明其中哪些 人因为 江湖恩怨不能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问是否存在一个满足所有这些约束条件的晚宴安排? 这个问题显然是 NP 的, 因为如果有人建议一个安排方式, 你可以很容易检查它是否满足所有约束. COOK 证明了这个问题是 NP-complete 的, 即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方法能解决晚宴安排问题, 那你就能解决所有的 NP 问题. 这听起来很困难, 因为你必须面对所有的 NP 问题, 而且现在你并不知道任何的 NP-complete 问题可以利用. COOK 用非确定性图灵机( Non-deterministic Turing Machine ) 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正式地, NP 问题是用非确定性图灵机来定义的, 即所有可以被非确定性图灵机在多项式时间内解决的问题. 非确定性图灵机是一个特殊的图灵机, 它的定义抓住了"解容易被检查" 这一特性. 非确定性图灵机有一个"具有魔力的"猜想部件, 只要问题有一个解, 它一定可以猜中. 例如, 只要存在哪怕一个满足约束的晚宴安排方式, 或是一个满足旅行预算的行程安排, 都无法逃过它的法眼, 它可以在瞬间猜中. 在猜出这个解以后, 检查确认部分和一台普通的确定性图灵机完全相同, 也即是等价于任何一个实际的计算机程序. COOK 证明了, 任意一个非确定性图灵机的计算过程, 即先猜想再验证的过程, 都可以被描述成一个 SAT 问题, 这个 SAT 问题实际上总结了该非确定性图灵机在计算过程中必须满足的所有约束条件的总和(包括状态转移, 数据读写的方式等等), 这样, 如果你有一个能解决该 SAT 问题的好的算法, 你就可以解决相应的那个非确定性图灵机计算问题, 因为每个 NP 问题都不过是一个非确定性图灵机计算问题, 所以, 如果你可以解决 SAT , 你就可以解决所有 NP 问题. 因此, SAT 是一个 NP-complete 问题. April 13 When a P-man loves an NP-womanJust wrote a mathematical poem for fun. ********************************* Been a happy deterministic man Fell in love with a polynomial woman, I rushed to the library and studied, Went to church and prayed to The Almighty, First oracle says you will marry If you finally marry this girl, If I grant your happiness, If you really want to marry this woman,
March 31 3. 不可计算的数和图灵机停机问题图灵机第一次给出了"计算"的精确定义. 所有可计算的都是被图灵机可计算的, 同样, 不可计算的指的是不可被图灵机计算的.
利用图灵机这个计算模型, 第一个可以得到的结论就是存在不可计算的数(incomputable numbers). 我们说一个数 r 是可计算的, 如果存在一台图灵机 M 使得 r 是 M 的输出结果. 证明很简单, 因为图灵机是可数无穷的, 我们可以把所有图灵机编号, M1, M2, ...., 它们所计算的数记为 r1, r2, .... 而实数是不可数无穷, 所以一定存在不可计算的数. 简单地说, 我们没有足够多的图灵机来计算所有的数!
关于图灵机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图灵机停机问题(The Halting Problem)的不可判定性. 图灵机停机问题: 能否给出一个判断任意一个图灵机是否停机的一般方法? 答案是 NO, 不可能.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问: 是否存在一台"万能的"图灵机 H, 把任意一台图灵机 M 输入给 H, 它都能判定 M 最终是否停机, 输出一个明确的 "yes" 或 "no" 的答案? 可以利用反证法来证明这样的 H 不可能存在. 假定存在一个能够判定任意一台图灵机是否停机的万能图灵机 H(M), 如果 M 最终停机, H 输出 "halt"; 如果 M 不停机, H 输出 "loop". 我们把 H 当作子程序, 构造如下程序 P: function P(M) { if (H(M)=="loop") return "halt"; else if (H(M)=="halt") while(true); // loop forever } 因为 P 本身也是一台图灵机, 可以表示为一个字符串, 所以我们可以把 P 输入给它自己, 然后问 P(P) 是否停机. 按照程序 P 的流程, 如果 P 不停机无限循环, 那么它就停机, 输出"halt"; 如果 P 停机, 那么它就无限循环, 不停机; 这样无论如何我们都将得到一个矛盾, 所以假设前提不成立, 即不存在这样的 H. 或者说, 图灵机停机问题是不可判定的(undecid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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