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维特根斯坦


                                              特里·伊格尔顿



如何给思想观念照相呢？概念的色彩和肌质是什么样的？如果这些问题与一部关于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的电影有关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早年的维特根斯坦本人就对言说（

saying）和显示（showing）之间的断沟相当关注。语言的内在结构可以展示语言与世界的

某种关系，但是不能陈述这种关系，因为陈述时需要另一语言来丈量现实与关于现实的话语

之间的距离。这好比用尺子量物体的长度，然后想用同一把尺子量出尺子与物体之间的距离

。不管用什么样的恰当形象，反正这里说的是一个纯粹自找失败的高难度动作，是某种反身

的后手翻或不可思议的豁然大悟：我们能跳到自己的影子上或看见自己看到了什么。在早年

的维特根斯坦看来，任何诸如此类抓着自己的语言鞋襻把自己举起来的事情都是根本做不到

的。如果我们的语言能抓住自己的把手，那么罐头盖上随带的起子也就能自己拉开；不过，

这正是欧洲现代主义潮流从未停止追逐的一个目标。《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

Philosophicus）也暗合这一潮流，因为与这个令人惊诧的神秘文本真正并列的既非罗素亦

非弗雷格，而是乔伊斯、勋伯格、毕加索以及所有那些自嘲式的先锋派艺术家，他们竭力以

自己的样式再现并同时指向再现过程。任何这样的努力都有某种独特的自我解构性，同样，

《逻辑哲学论》也暗含着一种自我破坏的机制，因为它竟然荒诞地想要确立自己已经非难过

的东西，比如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因此它绝对没有存在的资格，必然最终把自己击碎。维特

根斯坦在该书的结论部分神秘兮兮地说，读者如果明白这些命题，就会知道这些命题是一派

胡言。只有这些命题用作梯子，一登上去就把它们踢开，他或她才能看到真正的世界。《逻

辑哲学论》以一处现代主义者的自嘲姿态把自己删除了，仅仅通过它的突然内爆释放的幽微

光亮才将直理照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维持根斯坦一直要求调到更危险的前沿阵地，这使军事司令非常为难

。他希望靠近死亡或许会使他远未得到满足的存在出现一点起色。他口袋里装着《逻辑哲学

论》草稿，蜷伏在语言极限的战壕里，背上紧贴着死亡的黑暗，一下子变得哑口无言。你可

以显示你的意思，如挥手或微笑，但是你不能把它说出来。这可不是那种含糊不清的表达或

虚假的说辞，如\"如果能告诉你的话，会让你知道的\"，而是严格在再现限度内进行的展示

。所以，正是他以一种古典的批判姿态从语言自身的内部勾划出语言的边界，他在哲学可以

说的事情和哲学最好保持沉默的事情之间划出一条清楚的分界，可以说的是所有那些并不十

分重要的事情，应该保持沉默的是那些重大的问题。关于这些重大问题，陀斯妥耶夫斯基和

侦探惊险小说家、托尔斯泰和糟糕的美国电影、圣约翰和门德尔松，他们也许会给我们提供

一些特别的线索。后斯的维特根斯坦彻底丢开\"语言\'描画\'世界\"的比喻，把它看作囚禁

我们的又一个误导的比喻：说什么语言与现实没有距离，当然也不是说它们面对面地贴近，

云云。不过，他仍然怀恋并追寻着那条终极边界，一直追到欧洲外沿一个叫做基勒里的港口

，几年前，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决定写他的。

从技术上讲，基勒里港是爱尔兰的惟一峡湾，风光旖旎，属于康纳玛拉北部的一个盖尔塔彻

特（爱尔兰说法）地区。这里几乎算不上一个村庄，只有四五处茅舍，称作罗斯鹿，维特根

斯坦1948年从剑桥逃到这里。当地传说他养鸟写字，我们后来读到的《哲学研究》（

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大都在这里草草写成。还有一些早期手稿维特根斯坦让一

个名叫汤姆·玛尔克林斯的当地渔民在维特根斯坦住处的一个外间小屋里烧掉了。汤姆是维

特根斯坦在罗斯鹿期间的家务帮手；许多年后第一次遇到他时，我带着一本诺曼·麦尔考姆

的维特根斯坦《回忆录》，里面提到一封维特根斯坦致罗素的信，信中甚为赞许地提到了汤

姆。我把有幸出现在伟人们之间的他的名字指给他看，但他一点也不断所动，这真让我高兴

。不久前，我再到罗斯鹿参加爱尔兰总统阁下主持的维特根斯坦故居揭匾仪式，那个茅舍成

了一个青年活动营地。汤姆已经在前一年去世了，我找到了一些年老的渔民，和他们谈起那

痊威严仰止的外国学者，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突然屈尊降纡地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我注意

到他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很好的印象。我还想知道他的身高，说话带德语口音的还是英语口音

，以及拍电影所需的其他内容。他讲纯正的上流社会英语，我猜对了。

弗雷格是哲学家们的哲学家，萨特是媒体的知识分子，罗素是每个小店主心目中的圣哲。

\"伙计，这一切都有什么关系？\"据说伦敦的一个出租车司机曾这样问罗素，他认出坐在出

租车后座上的人就是罗素。而维特根斯坦则是诗人、作曲家、剧作家和小说家们的哲学家，

他那部了不起的《逻辑哲学论》中的片断就曾被配上音乐。从一盘荷兰制作的磁带上可以听

出用婉啭动听的声音读出这部著作中的句子，那是一种轻快的德语舞台音调。也许是因为维

特根斯坦由巨富而赤贫的一生有一种虚构或神话般的品质，他的一生比艺术还要艺术，很容

易予以艺术再现。1987年我写了一本关于爱尔兰的小说（《圣人和学者》

SaintsandScholars），其中写到共和党领袖詹姆斯·康纳利、哲学家尼考莱依·巴赫金和

维特根斯坦在盖尔威的茅舍的一次重要会面。但是即便在这种细节里，真实性仍然胜过了虚

构性，因为当时任伯明翰大学首席语言学教授的巴赫金（他是更出名的那位米哈伊尔·巴赫

金的哥哥）的确是维特根斯坦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维特根斯坦第一个对他朗读过《哲学研究

》。尽管巴赫金兄弟因苏维埃革命的动荡而失去了联系，但两人的著作非常相似。尼考莱依

甚至不知道米哈伊尔还活着，后来他在巴黎一家书店偶然碰上了那本米哈伊尔论陀斯妥耶夫

斯基的著作。

两三年前，请我写维特根斯坦的电影剧本，是因为我写了关于他的小说。这个片子将在4频

道上作为系列电视剧《哲学家们》之一播出。这个哲学家系列剧由塔里克·阿里（是1960年

代英国回应丹尼尔·考恩一本迪特的产物）制作，下属的班顿公司为4频道制作了反映所谓

第三世界的精彩纪录片。假设面对的是对维特根斯坦几乎一无所知的观众，以戏剧的形式简

明扼要地向他们传达哲学家的主要思想观点，不可能讲得很充分。导演德莱克·嘉曼是最激

进和最有争议的英国电影导演之一。他读了剧本后问我为什么以剑桥为背景，我回答：\"因

为他主要生活在那里。\"嘉曼告诉我：\"我们不在剑桥拍电影。首先因为人们都在剑桥那个

鬼地方拍电影。第二，剑桥的学院地收地皮费。\"我们把背景改在滑铁卢的一个弃置不用的

摄制棚里，拍了两星期才花了300000英磅，英国电影学院也给了一些经济帮助。

我不会谈导演如何把自己的剧本删改得不成样子，那种斤斤计较的叙述已经屡见不鲜。我只

说一点就足矣，代理人曾经要把我的名字从摄制人员单上划去，而英国电影学院则铳人吃惊

地说服我把名字留在上面。嘉曼是一个特别杰出和胆量过人的电影导演，但他也像那些杰出

的电影导演们一样，对不能立即转变成惊心动魄的视学形象的任何思想都没有多少兴趣。他

会说我的剧本太罗嗦（像一个爱尔兰人写的东西），他说的疑很对。按他们说，电影不是一

种词语媒介，即使关于一个始终专注于语言的思想家的电影来说，翻新复如此。最后拍出来

的电影不乏一些精彩的片断，但也有一些令人扫兴的地方。那些欧陆年轻人穿着黑皮夹克四

处晃荡，还装出一副哲学家的样子，他们以为斯宾诺莎可能是某种意大利面食。他们偶尔会

把哲学家的无用性与互相挤到床上的兴奋性做一个鲜明的对照，我以为这并不符合维特根斯

坦的本意。有个怪模怪样的人不时冒出来，说上一通莫明其妙的话。不过，卡尔·约翰逊长

得很像路德维希，而且很哲学家的气质，电影里还有其他一些令人佩服的地方。总之，在爱

尔兰和伦敦的拍片经验使我明白，在戏剧和电影里，作者的确是死了。即使没有完全死掉，

也只能和端茶的小伙计一起规规矩矩地坐在排演室的后面。无论自己的神圣文本正在遭受多

么可怕的屠宰，作家必须告诫自己保持沉默，否则演员们就会收到矛盾的信息。这些人不是

知识分子，他们对知识分子就像对街上人一样，不摸底细而谨慎有加。对剧本的改动偶尔也

感激的地方：当时正在爱尔兰拍最后一集戏，演员们要求和我开一个讨论会，因为剧本里有

一些他们不太明白的地方。我给他们讲解生活的意义，虽然声嘶力竭但仍然不得要领，他们

抓耳挠腮地坐在周围，本子上记下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

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观念拍成传记片实在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它们完全是明摆着

的两回事。早期的维特根斯坦仍然怀念着纯冰一样的哲学的精确性，怀念那些无数的形而上

的巨大冰块默默地向地平线延展。这是一幅壮丽的景象。但是他后来明白，在那个世界走路

会摔个人仰马翻。我们需要走在一个能磨擦的地方，能感觉到我们共同的人类实践的那种粗

糙性和不确切性。测量太阳的距离需要精确到毫米的程度吗？某人不清晰的照片难道根本就

不是一张照片吗？如果抗议语言不是一种确切的工具，那就好像抱怨萝卜上奏不出曲子。于

是我们就有了写出《哲学研究》的后斯的维特根斯坦。他抛弃了苦行僧般的青年时代和水晶

一样的纯洁性，竭力使我们回到混杂而多义的平常言语的粗糙地面上来。然而，与后期这种

无终洁的、多元的、通俗的探询形成最大反差的还是他本人：专横而不容抗辩的家长作风，

被一种令人疲倦的追求道德完美的热情所驱使，非常熟练地随时把任何挡他路的朋友扔在一

边。罗斯鹿的渔民不无沮丧地还记得他如何与他们保持着距离，汤姆·玛尔克林斯为了不让

他那个易怒的主人听到狗的叫声而颇费精神。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可爱而不可思议的人物；他

本人实在不像那个如雷贯耳的哲学人物维特根斯坦。他是一个兼僧侣、神秘主义者和机械师

于一身的惹人注目的人物。他是一个欧洲高大知识分子，但是像托尔斯泰那样渴望返璞归真

。他是一个性情暴躁的极权主义者，但是却永不满足地追求着神圣的境界。我希望所有这一

切在电影中有一定的反映。但奇怪的是，这与他后期思想里的谦敬隐忍观念是相抵触的。这

个人一听见那句英语成语\"世界有容乃大\"便大为感动，气喘吁吁地评论说，这是至美至善

的金玉良言。

维特根斯坦写道：\"什么都隐藏不住，一切都任人观睹。\"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却并非如此，

他曾偷偷地搞过同性恋。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思想非常激进，那是因为他使我们的言语和实

践真正恢复了社会性。推翻了那种根深蒂固的自我形象，即把自我看作对自己私人的和不可

言表的感官感觉进行思考的孤独之物。能有一种私人的语言吗？可以说，这就像一个人把钱

从自己的一只手里换到另一只手里之后，就以为他已经做了一笔金融交易。也可以说，就像

一个人把手放在自己头上，然后喊\"我真的知道我有多高！\"维特根斯坦对内在的东西没有

耐心，也没有在耐心去崇拜\"个人经验\"，他对所有那些自以为是笛卡儿式的术语及其到处

滋生的个体主义政治不感兴趣。我知道我受着痛苦，但是只能推测和推导出你在痛苦，这一

事实就是我的痛苦和你的痛苦的不同之处吗？一派胡言：声称我知道我痛苦，这是毫无意义

的，因为动词\"知道\"只有在一定的怀疑语境里才有力量，现在遇到的不是这个问题。\"我

的确知道你此时的感觉\"，我说的这句话至少有时候是有意义的。我如何像接近你那样地接

近我自己？不需要劳神费力地将经验主义原子主义或浪漫主义个体主义的悠久传统非神秘化

，所有这一切都已经由一个饱受孤独折磨的灵魂完成了。他曾经问，人们以为我行为古怪？

仿佛他们是在透过窗户盯着窗外人的奇怪动作。他们不知道外面正下着暴风雨，不知道那个

人每走一步都极其根难。维特根斯坦的路也走得非常艰辛，哪怕稍有出轨之举，就会一蹶不

振。所以他怪模怪样地满口伦理道德，深受把一切看作赎救或惩罚符号的清教主义狂热病的

侵害。倘若他不要讲那么多道德，他对赎救的信心或许会更大。最后，他被放逐于纯冰和粗

糙地面之间，二者都不是他的家园；正像凯因斯在电影中评说的那样，这是他的所有悲哀的

根源。

当然，他的社会位置并不好。我是说，他出身于一个荒唐而富有的家庭，虽然他竭力摆脱这

种无能的标记并为此而一部放弃了属于他的那部分钱财，但是他永远清除不掉家庭出身给他

留下的致命痕迹。他来自维也纳，那是一个美食终日、肥脂流肠、热中享乐的地方，是淫佚

趣味和庸俗艺术的斗鸡场，中产阶级越来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整个城市四肢僵硬，阴道

干涸，阴茎萎垂。城里的人咳嗽，口吃，被癌症和假怀孕的磨影所困扰，等待着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的诊治。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数学可以治愈维也纳的这种严重的肠胃气胀。在

这个充斥着奶油蛋糕和圆滚滚身体的哈布斯堡帝国，所有的一切都是绝无仅有的，纯粹完整

的。苦行僧的儿子辈像俄狄浦斯一样造他们吃喝过度的父辈的反。在这场斗争中，最糟糕的

是他们中的一些鲁莽之士自杀了，其中有两个是维特根斯坦的兄弟。这种新的苦行僧哲学是

纯洁的，严明的，表里如一的；它是维也纳所不是的一切。电影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中展开

的，然后追踪年轻的路德维希到曼彻斯特（他在那里发明了新型的航空发动机），最后到了

剑桥，他从未放弃逃离那个玩具城的打算。他跑到爱尔兰，后来到了一个孤零零的挪威峡湾

（又一个尽头），到了奥地利的一个寺院，在那里当园丁助手，最后又踢又喊不情愿地被拖

回学术圈。他甚至在最黑暗的斯大林时代跑到苏联，几次拒绝当那里的哲学教授，而是要求

做一个体力劳动者。他也许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但他认为哲学没有多少用处，

催促他的助手们放弃哲学，正如他曾经迎着国王队列走上去，鲁莽地要F.R.利维斯放弃文学

批评。他只写过一本书，属于那种异端的哲学亚潮流，用笑话、警句、轶事酿造出全部复杂

的思想，用直白的语录或不经意的顿悟表达出来。在哲学家一族中有各种各样的灰谐家，从

基尔凯郭尔和尼采到阿多诺和德里达，他们只有发明一种新的哲学写作体裁才能讲出他们的

意思。《哲学研究》读上去像一堆形象的集合或叙述断片，惊奇而大声地问我们一些无可无

不可的问题。我们就像弗洛伊德式的分析家一样，怀疑作者有若干答案，但他把答案都藏起

来，逼我们自己解开秘密；热情地邀我们参与进去，同时却在我们周围绕着圈子。对维特根

斯坦而言，哲学是一种疗治方法。如果说他对弗洛伊德疑虑颇深的话，那是因为（像电影中

他说的那样）要认识一个维也纳人，必须通过另一个维也纳人才行。艺术家们所以对他敬佩

，部分明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优秀艺术这，他用以表达思想的那种文学风格让人

觉得他一定是这个世界游刃有余的逍遥之人，其实他根本不是那样的人。

不管如何，这部电影公映了，伦敦到处可见年轻男女们穿着维特根斯坦T恤衫。批评家们热


，部分明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优秀艺术这，他用以表达思想的那种文学风格让人

觉得他一定是这个世界游刃有余的逍遥之人，其实他根本不是那样的人。

不管如何，这部电影公映了，伦敦到处可见年轻男女们穿着维特根斯坦T恤衫。批评家们热

烈地争论着这个怪人的重要意义，而我正在等着好莱坞的电话。与此同时，我任编剧的爱尔

兰戏剧公司正在策划一个将于贝尔法斯特上演的圣诞节哑剧，主有斯蒂芬·里厄曾在我的《

圣奥斯卡》（SaintOscar）剧中饰演过奥斯卡·王尔德。但是爱尔兰共和军刚刚炸掉了会场

。有些批评家仍然相信艺术是一回事，政治是另一回事。但在爱尔兰并非如此。

日前马英九在伦敦政经学院发表演讲，全面阐述对大陆的理念，其务实和明智，令人鼓舞。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明确提出了愿推动大陆民主发展的愿望。中国能不能由此开始，走出一条新路子，打破一党专制的弊病？ 实在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戴维斯院长、伦敦政经学院的师生、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首先，我要向戴维斯院长表达个人最诚挚的谢意；因为院长的妥善安排，才使我有这个特殊机会在此向诸位发表一些个人浅见。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振奋的，一方面，这是因为早年留学哈佛大学的学院经验，让我一走进这里，就有一种回到家的温馨；二方面，则是因为能在此地与各位分享我个人的理念，特别是有关台海两岸、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的看法，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一八九五年，四位费边社的领导人贝翠丝韦伯、悉德尼韦伯、格汉韦拉斯、和萧伯纳，决定创立一所能够发扬他们社会改革理念的学校。伦敦政经学院在他们的努力下设立，并在此后一百多年间发展茁壮，被公认为是一所世界级的学术机构、顶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以及向全世界宣扬政治和经济理念的思想重镇。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请接受我对这所伟大学府的崇高敬意，请接受我对它辉煌成就的感佩。

I历史的交会与三民主义

历史的交会

同样在一八九五年，位于世界另一隅的中国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一年四月十七日，满清主政下的中国与当时国力渐强的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作为中国战败的代价之一。我所属的政党—－中国国民党—－即是在中国战败后到条约签订前的这段期间，也就是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由孙中山先生所创立。有感于对日战败，中山先生矢志把中国从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手中解救出来，并将其建设成独立、民主、繁荣的现代国家。经过十八年的奋斗，中山先生率领同志于一九一二年成功地缔造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伦敦政经学院于一八九五年创立，中国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也发生在同一年。或许诸位在回顾历史时，会倾向把这两件事看做独立的事件，但容我提醒各位，这两件看似不相干的历史事件，曾在一位伟人的身上交会，他就是孙中山先生。

费边社与孙中山先生

一八九六年，满清政府在伦敦诱捕并绑架了孙中山先生。迫于英国舆论的压力，以及中山先生的恩师康德黎医生的奔走援救，满清政府终于释放了中山先生。事件平息后，中山先生留在英国研究，经常造访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研读欧洲政治概况与政治思想，并特别考察了流行于当时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潮。其中，又以费边社的改良主义思想，对中山先生形成了最重要且最持久的影响。

不同于阶级斗争的途径，英国费边社倡议的是渐进的改革，强调的是理性的说服，呼吁的是教育的重要。该社成员展现了强大的毅力，为他们的革新与进步论点进行理性辩护。而这种务实的社会改良主义，毫无疑问是建立在对民主与多元主义的坚实信念之上。

   费边社的视野和远见，不仅促成了伦敦政经学院的创立，同时也在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给予其甚大的启发，这毋宁是另一个重要的历史交会。

三民主义与国民党

由民族独立、政治民主与社会福祉三个理想所构成的三民主义，正是国民党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在对日战败的冲击下，中山先生以民族主义作为反抗满清政府的基调。民生主义在费边社的影响中萌芽，中山先生将其视为矫治当时中国社会与经济沈痾的良方，而它的具体实践更成为日后台湾缔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关键。此外，对于中山先生及其追随者而言，政治层面的民权主义改革，必须与社经层面的民生主义改革同时并进，而不容偏废。

先是建设中国大陆，继而是一九四九年后的发展台湾，国民党的历史正是一部为实践民族、民权与民生理想的长期奋斗史。超过一个世纪以来，国民党一直都是中国现代化的主导力量。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它带领中华民国「北伐统一」；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它戮力从事国家建设，创造了「黄金十年」；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它不懈地领导对日抗战，终至赢得最后的胜利；一九四六年，它开始实施民主宪政；一九四九年以后，则致力于建设繁荣和民主的台湾。

我确信，三民主义所揭橥的政治理想与价值，在今天仍然不减其意义。身处于这个更加复杂的、由晚期现代性与崭新全球化所交织而成的世界中，我们更必须持续地更新这些重要的政治理想与价值。

II国民党在台湾的治绩

中华民国在台湾

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国民党将其大部分的政治精力用于维护国家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艰难工作上。但另一方面，出于各种因素牵制，它在中国大陆所推动的民主试验并非是完全成功的。对日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中迅速地扩张其势力，打败国民党，并于一九四九年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中华民国政府被迫迁移到日本于一九四五年无条件投降后归还给中华民国的台湾。尔后，国民党在台湾持续执政，直到二０００年民进党赢得总统大选为止。

经济奇迹与社会福祉

国民党到台湾后记取了先前的教训，切实地依照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推动一系列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这些政策日后被证实是非常有利于经济的成长与社会的公平。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最杰出的成就之一，就是打造出一个致力于经济建设的「发展国家」，同时带动出一个活力充沛的市场经济体。在一九五０年至一九九九年间，台湾的平均经济成长率高达百分之八点一，这足以见证国民党对台湾繁荣的重大贡献。

请让我再举一个也许各位会感兴趣的例子。诸位都知道，自一九八０年代后期起，台湾开始成为全球计算机、计算机外设产品与IC芯片的制造中心。现在全球数一数二的晶圆代工厂——台积电和联电，是在国民党执政期间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的辅导下，才逐渐地发展茁壮，而致举世闻名。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伦敦政经学院，因为那时成功地带领台湾产业升级的行政院长，正是贵校所培育的优秀人才——俞国华先生。

台湾杰出的经济成就，使得世界银行在一九九四年将台湾以及新加坡、南韩和香港等表现出色的经济体，恰如其分地喻为「东亚奇迹」。而这益加证明的，正是国民党政府于五０年代至九０年代，治理成绩的不容小觑。

更值得一提的，台湾是极少数能够成功地在经济成长与社会公平之间，保持微妙平衡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举例来说，在一九九九年，即政权从国民党转移到民进党的前一年，台湾前百分之二十收入最高家庭的平均所得，是百分之二十收入最低家庭的平均所得的五点五五倍。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之林，甚至是在发达国家之林，这都是极低的贫富差距。

但是很不幸的，自二０００年民进党执政以来，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就迅速下滑。台湾内部的、台湾跟国外之间的经济差距，都扩大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

自由化与民主化

当然，我举出这些经济与社会成就，并不是为了遮掩国民党在一九八０年代中期走向民主化之前，在中国内战及冷战的背景下，而长期维持的威权统治。我本人曾在许多场合，为国民党过去一些违反人权和背离法治的不当作为公开道歉。这些不当作为包括：一九四七年在中国内战与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环境下，对「二二八事件」的不当处置；一九四九年实施戒严后，随爬湔教贫叩奈澹澳甏赴咨植馈梗灰约昂峥缥澹澳甏氚耍澳甏谡巍⒀月邸⒚教搴统霭孀杂煞矫娴牟坏斌橹啤５笔保诠野踩枰睦碛上拢Ч裎淳戏ǔ绦蚣丛饩胁丁⑿糖蟆⒓嘟⒋觥⒒蛉斫矶嗍榧⒃又净蚱渌霭嫫吩獾郊觳椤⒉榻⒒蛎皇铡Ｋ淙徽庑┎坏弊魑言诠竦惩贫杂苫朊裰骰墓讨校谝痪虐似吣昶咴陆獬溲虾笸Ｖ梗舾苣颜吆推浼沂舻模词悄岩阅ッ鸬拇瓷擞氡础Ｕ虼耍康蔽掖砉竦澄涔ゲ还獠实淖魑狼甘保易苁腔潮ё鸥型硎艿恼嫘挠氤弦狻?

但与此同时，我为国民党在台湾推动自由化与民主化的一切努力感到骄傲。如果不是国民党在过去的执政中，成功地替台湾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台湾恐怕无法享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可持续的自由民主社会。而在八０年代中期以来台湾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国民党亦扮演了无可取代的积极角色。在一九九六年的总统直选后，国际社会已将台湾视为一个完全的民主社会。而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国民党也已成功地转型为一个现代民主政党，并由党员直接选举党主席。

我必须骄傲地指出，过去六十年间，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同时兼顾经济成长、社会公平与政治安定。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所成就的「宁静革命」，唯有其「经济奇迹」可与之媲美。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请容我高兴地告诉诸位，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理念，也就是政治民主主义，绝大部分已经在台湾获得了具体的实践。虽然国民党在二０００年后成为台湾的在野党，但国民党作为一个「负责的反对党」的表现，再度为它赢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二００四年的立委选举，国民党及其盟友维持了立法院的多数地位（二百二十五席中赢得一百一十五席）；二００五年的县市长选举国民党也大有斩获（在廿三个县市中赢得十七席）。国民党所获得的普遍民意支持，使我们有可能在二００八年赢回执政权。

III跨越对立 分离不是解答

近年来，一些台湾的政治人物主张，台湾应该藉由制宪正名、应该藉由切断与中华文化的脐带、应该藉由升高内部的省籍对立、应该藉由挑起两岸间民族主义式的仇恨、应该藉由压抑台海两岸日益频繁的各项交流、甚至应该藉由与中国大陆进行军备竞赛的方式，以遂行单边的分离主义计划。但基于如下的理由，我个人完全无法认同这种思维方式。

在今天这个快速全球化的世界里，「分裂」或「分离主义」绝非是确保政治民主、经济与社会繁荣的唯一方法。台湾理所当然要确保其民主的成就，但这项考虑却不应该与台独分离主义混为一谈。相反地，我们必须尽力与中国大陆达成可能的和解。确保台湾民主成就的关键在于对话，而非分裂。

更进一步来说，片面的分离主义行动只是一帖召唤劫难的药方。实际上它将升高台湾内部的对立，重启两岸停歇的内战。而那将是一场全面的战争，既危及台湾的生存，亦重创中国大陆现代化的努力。同时，由于美国和日本将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台海冲突，这帖分离主义的药方不仅危害台湾的利益，更势必动摇整个区域的安定与世界的和平。

两岸关系发展

过去二十年间，台海两岸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台湾居民赴大陆的人数与次数，在一九八七年还只有几千名，到了二００五年已成长到了四百万。两岸间的双边贸易，在一九八七年还不到一亿美元，到了二００五年已增加为七百一十亿美元，扩增了七百倍。中国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购买了台湾百分之三十七点八的出口品。二００五年，台湾对大陆享有四百九十七亿美元的顺差，这数字远超过台湾贸易顺差的总额；这意味着，如果台湾断绝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往来，那么台湾对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将高达四百二十亿美元。与此同时，已有超过七万家台湾企业前往大陆投资经商；他们自一九八七年以来至少已投资了七百亿美元，据估计创造了一千万个工作机会。在另一项统计中，大约有七十五万台湾住民旅居中国大陆，这占了台湾总人口的百分之三。以数据作为明证，台海两岸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的交流规模，可以说已大幅成长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但两岸间的政治关系，却因为一九九六年台湾第一次总统大选时的飞弹危机，而开始陷入僵局。虽然在一九九八年，台湾方面派遣企业家辜振甫先生赴中国大陆协商，使得情况获得改善，但前总统李登辉于一九九九年接受外国记者专访时一席「国与国的特殊关系」之谈话，却又使得两岸政治互动再度停滞不前。而二０００年政党轮替后，陈水扁总统为讨好民进党内部分离主义者的种种举措，更导致两岸关系雪上加霜，并最终加剧为二００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国〈反国家分裂法〉的制订，以及民进党在台北市所发动的二十七万五千人抗议大游行。为了化解两岸政治僵局，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先生于去年四月赴大陆进行了破冰之旅。这趟包含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会面的「和平之旅」，是一次伟大的和解行动，不仅大幅消解了两岸间的紧张关系，也为国民党未来的两岸政策奠定了基本方向。

交流的领域

我们将依据连战主席与胡锦涛总书记在二００五年四月所达成的各项初步共识，继续逐步推动有利于两岸双赢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事实上，国民党已于二００五年八月十九日召开的第十七届全会中，将连胡的五点「共同愿景」列入了党纲。在政治方面，国民党若能于二００八年赢得总统大选，我们将尝试恢复两岸间以「九二共识」为基础的政治对话。「九二共识」乃两岸双方为寻求共通点与建立互信基础，在一九九二年于香港所达成的默契，其重点在于「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即双方都接受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但容许、尊重各自不同的诠释。对我们而言，「中国」指的是中华民国；对他们而言，则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我们不会让彼此不同的表述方式，去阻碍两岸在其它方面的各种交流。

   进一步来说，两岸和平发展的中程目标应该在于：双方协商出一个可行的和平协议，并以此作为指引未来数十年间两岸和平互动的基本框架。当然，这种和平稳定的互动框架能否实现，端看我们能否克服一些依然存在的政治阻碍。在这方面，我要邀请诸位共同思考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课题。

在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普遍地被视为是代表全中国，因而包括台湾在内的唯一合法政府。从此以后，亦即三十多年来，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在国际社会中一直没有真正的代表，被不厚道地拒绝了参与大多数区域及国际组织的权利。这一点正好让今天一些主张台独的政治人物拿来利用，他们鼓吹台湾唯有与中国作彻底的切割，才能重返国际社会，才能获得尊严。我想，问题所在是一种对承认的需求。在政治上，被承认与否并非完全无关痛痒。

但我认为，对承认的心理需求，并不能用来合理化片面的分离主义行动。因为在分离主义之外，还存在着其它更有效、代价更低的政治选择。更何况，承认，未必会随着台独分离主义行动而来，因为世界上少有国家会愿意在这个极高度敏感的问题上，不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决裂而承认一个独立的台湾。不过，务实地说，任何两岸和平框架要可长可久，都必须充分确保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自由。

国民党坚定地支持两岸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维持台海现状，并反对任何对现状的片面改变，更反对所有非和平的或违宪的改变现状手段。

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是一部一中宪法，所以不排除当两岸间的整体发展条件趋于成熟时，换言之，当中国大陆在政治民主、经济繁荣和社会福址方面的发展可以与台湾相互调和的时候，以两岸的终极统一作为选项。

再由于台湾已经是一个完全的民主，要实现两岸统一必须取得台湾人民的同意。即因如此，我们没有统一时间表。而无论是对台湾还是对大陆来说，统一都不具有急迫性。

我认为，若要为两岸统一创造有利条件，则中华民国在台湾作为一个已确立的民主政治实体必须获得尊重，作为一中架构下的政治伙伴的对等地位亦必须获得承认。这些问题对两岸而言都是巨大的政治挑战，而这更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两岸亟需恢复有意义的对话。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日的中国大陆已经不再是过去我们所认识的那个贫困的、极权的中国。三十或四十年前，与中国大陆进行和解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但情况已不再是如此。虽然中国大陆表面上仍尊奉共产主义意识型态，但我非常乐见它在最近二十年来，不仅创造了一个富有活力的经济体，也改变了上百万穷苦农民与工人的赤贫状态。这项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我们希望将会是中国大陆迈向更佳的社会福祉与更大程度政治开放的重要一大步。

诚然，要在中国大陆逐渐落实民生主义和政治民主，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许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农村和内地仍有八亿人口的情况下，要进行剧烈的政治改革是很困难的，甚至潜藏不测。我相信中国大陆需要的是持续渐进的社会与政治改革，而在此，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及其所孕育出的「台湾经验」仍有其重要的参照意义。在我领导下的国民党，愿为中国大陆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时至今日，该是让台海两岸终止内战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在互信、以及追求和平与繁荣的共同愿景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具建设性的新互动关系。

毫无疑问，国民党现在是一个根植于台湾的政党。但它清楚的台湾认同，既不会令其自闭锁国，亦不会让其随分离主义起舞。我非常有信心，国民党在争取台湾人民的最佳利益、捍卫台湾民主成就的同时，也能对建设自由、民主、繁荣的现代中国的未竟事业和宪政使命，作出重要的贡献。我们没有时间继续操弄对立－－诸位，我们会愈合伤口，跨越对立。

东亚的开放型区域主义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所来自的东亚，百年来饱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内战、冷战、及国族主义对立之苦，致使无数生灵无辜牺牲。反思现代东亚的血泪史，我倾向认为，我们东亚人民应可从欧盟的经验中汲取宝贵的教益，以进行和解的试验，并思索主权共享与开放型区域主义的可行性。

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曾倡议「大亚洲主义」以对抗西方帝国主义。但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东亚所需要的是一种以促进区域内、外的和平、繁荣和民主为目标的开放型区域主义。而要使这种开放型区域主义具有可行性，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勇于面对、检讨、反思历史上发生的血泪与谬误，如此方能超越现今的仇恨与对立，并共同探索以未来为导向的东亚和平愿景。

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也必须放在历史与区域的脉络中来思考。两岸人民间的进一步交流，本质上亦属于东亚人民间迈向东亚共同体的一环。恪遵中山先生的遗志，国民党以东亚的开放型区域主义为理念，不仅将矢志促进两岸人民的和解互助，更将奋斗不懈地推进东亚以及世界的和平。

结 语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该是我做些总结的时候了。二千五百年以前，齐宣王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

「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

且让我们期许台湾有智，大陆有仁，携手成为催化区域与世界和平的主导力量。让我们给和平一个机会，让我们使之成真。我们新国民党暨台湾人民，绝不逃避这个历史挑战与责任，绝不轻言退缩或放弃。台湾海峡不应该是充满战争风险的「烽火地带」，而应该是连结两岸伟大人民的一条和平、繁荣与民主的康庄大道。

今天，我们必须戮力开创东亚的新时代，一个由新愿景和新典范所启发的新时代。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跨越半世纪前历史所遗留下来的对立。我的朋友们，这即是我的理想。今天，我与诸位分享了我的理想。最后，恕我做出一个诚挚的请求：且让我们一起为廿一世纪的和平、繁荣与民主共同奋斗！

非常感谢各位！

 

 

Weapons of Math Instruction

Making the rounds.

At New York's Kennedy airport today, an individual later discovered to be a public school teacher was arrested trying to board a flight while in possession of a ruler, a protractor, a compass, a slide rule, and a calculator. At a morning press conference, the attorney general said he believes the man is a member of the notorious Al-gebra movement. He is being charged by the FBI with carrying weapons of math instruction.

"Al-gebra is a fearsome cult," a Justice Department spokesman said. "They desire average solutions by means and extremes, and sometimes go off on tangents in a search of absolute value. They use secret code names like 'x' and 'y' and refer to themselves as 'unknowns', but we have determined they belong to a common denominator of the axis of evil with coordinates in every country. As the Greek philanderer Isosceles used to say, 'there are 3 sides to every triangle'."

When asked to comment on the arrest, President Bush said, "If God had wanted us to have better weapons of math instruction, He would have given us more fingers and toes".

 

中国的转轨改革在经历了27年“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推进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方面，中国经过调整后的GDP高达19317亿美元，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且经济结构也突然变得健康起来；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如今中国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则高达5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05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发达国家葡萄牙相当。”同时，有70％－80％的中国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这导致成千上万婴幼儿和农村人口等弱势群体不必要的死亡。对未来中国社会结构至关重要的教育改革，也被认为是不成功的，因为它正朝着“越穷的人越不能通过教育进入快车道”的“马太效应”驰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正一反的局面？以产权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和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国内民众对改革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在“不争论”口号下合力做大蛋糕的改革已经过渡到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新阶段，在民众对改革的共识正在破裂的今天，重新开始从理论到现实问题的论争，让不同的人都有机会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通过公开争论廓清每一个改革的利害是非，让各群体都有公平的机会享受市场提高效率所带来的福利，是当前重建改革共识的唯一途径。

为此，《商务周刊》特在此时开辟“重思改革”论坛，约请、访问、刊登各界对中国改革的新解读、新思维、新建言。首期本刊采访了远在大洋彼岸的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与国内经济学家不同，陈最近通过对贫富差距的实证分析为这一轮争论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他指出：“今天中国的现实是，资源配置、收入增长机会既不受效率原则，又不受公平原则支配，而是由权力原则决定。在这种起始条件下，最好是市场化改革和宪政改革都进行。如果这两者不能同时做到，继续其一也比现状更优。现在如果停止市场化改革，中国过去的经验表明，那只会带来更长期、更广泛的不平等，让特权当道。”

《商务周刊》：您最近发表了《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的能促进平衡发展吗？》一文，通过对发达国家、印度和中国的地区间收入趋同速度所做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最有利于地区间收入趋同的国家形态是宪政体制下的代议制政府加市场经济。您怎么看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05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所指出的中国贫富差距和发展机会不平衡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是由市场化改革引起的。

陈志武：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同时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恶化，到今天不同地区间以及同一地区内不同社会群体间的贫富差距确实很大。面对这一现实，大家都在找原因、找解决办法，所以很多人说问题就出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化改革本身上，于是他们认为改变这一局面的办法就是停止或放慢市场化改革。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所以我想找数据、做研究，看到底什么才是收入差距恶化的主因。有一点是我们立即能看到的，那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多年来一直是市场经济，东欧国家现在也基本是市场经济，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国家却没有中国这么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美国的收入差距也没这么高，日本、英国、德国都没这么高。所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是造成收入差距失控的根本原因，否则世界多数国家都会因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而动荡不安了。原因肯定在于其他制度架构上。中国在没有可靠的权力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又偏偏什么都控制在行政权力手中，还通过国有银行等让资源由政府来配置，问题就出在这里。从根本上说，我认为，国有制、极强的政府管制以及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是导致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本原因。

首先，我们看到这些年腐败盛行，之所以如此，一是权力不受民主监督制约，二是通过国有制与行政管制让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力太多，这两者加在一起形成了最有利于腐败的温床。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而我们同时又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全国老百姓的资源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你说他们会把这些集中控制起来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先分配给谁呢？当然是会给那些有权力、有关系的地区和个人，哪个地区有更多权力，哪里就得到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所以就有北京、上海这些第一世界，贵州、广西、安徽、湖南、江西等这些第二世界，而县一级掌握的资源更少，乡镇农民获得的资源最少，所以只能是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以2002年为例，北京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为15905元，各省会城市人均9223元，地级市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为5137元，县级最低，人均才590元。这种投资差别当然给各地居民不同的收入机会，2002年北京的人均GDP是28449元，到省会城市人均GDP是22565元，到地区级市是13660元，最后到县一级才5674元。难道这种收入金字塔结构跟权力金字塔结构的吻合仅仅是巧合吗？

同样的道理，当老百姓的金融储蓄和资源都掌控在国有银行与政府部门手里的时候，谁有权力，谁有关系，当然谁就能发财，权力关系也决定了谁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由于行政权力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审批权，这也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

这就是说，当政府掌握所有资源的同时行政权力又不受制约的时候，政府在代替市场分配资源时，资源的配置就会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因为不是按市场规则分配），又不符合公平原则（因为没有代表民意的问责机制），而只会符合权力原则，这样的经济是权力经济。

一旦认清收入差距恶化的原因之后，我们发现应该做的恰恰不是放慢市场化改革，而是要加快，同时我们也看到对其他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要给各地区、各社会群体平等的收入增长和发展机会，除了必须建立对权力的监督问责机制外，同时必须要做的是减少权力所能控制的资源范围，这就是说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保留国有制、保留政府管制等于是保留住腐败的温床，对转轨国家来说，市场化的一大作用实际上是削弱行政权力的空间，缩小权力对收入机会的扭曲作用。

《商务周刊》：但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都指出，由于中国实行卫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看病越来越贵，有70％－80％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这导致成千上万婴幼儿和农村人口等弱势群体不必要的死亡。这样的评价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卫生、教育等问题不满情绪的爆发。

陈志武：公共产品和服务不足，归根到底还是缺乏对行政权力的问责机制，政府开支不太注重老百姓的福利。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基本底线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是让不幸运的穷人能够体面生活下去的基础。在2001年，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49%用于社会保障和各种医疗保障上，约占其GDP的8%。而在中国2004年，政府开支的7.4%用于抚恤、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补助，18.1%用于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这些项目加在一起才占政府总开支的25.5%。在政府预算过程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民意约束的情况下，政府没有起到应有的扶贫角色，没能从这个角度降低收入差距。

但是，有必要强调一下，我不是说要阻止商业性的民间医疗机构的出现，而是说政府要为低收入的家庭提供基本的社会医疗保障，除了政府提供的医院外，还必须鼓励商业性的和非商业性的民间医院、诊所的出现，增加国有医院之外的医疗服务机构对全社会来说是好事，这可提升医疗服务的供给量，鼓励竞争，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换言之，卫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不应该是把所有医疗服务都市场化，而是让医疗服务多元化，既有国有的，也有赢利性的和非赢利性的民营医院，因为医疗是一种特殊的服务产品。

《商务周刊》：有人说中国经济改革目前进入了负面效应的释放期，有3000万国企下岗职工，有5000万失地农民，社会结构已经产生深深的断裂。那么，到底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仅仅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还是路径选择上出了问题？

陈志武：两方面的因素都在起作用。关于路径问题，中国选择的是在不推进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先进行经济改革，这等于是在还没有保证民营化程序公正的架构下就逐步开始了对国有资产的民营化。也就是说，在没有建立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机制前，就由权力来决定对国有资产的处置，并由权力决定各行业里谁能进入、谁不能进入等等，最后只能是权力大小决定收入的多寡，权力原则成为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重要因素。其结果是社会不满日益恶化。

相比之下，如果像捷克那样先定好规则并设立好公正的规则执行机制，然后把国有资产按人均一份，那样至少能保证起点公平，不会引发高度的社会不满。我知道许多人会说：“东欧私有化的过程名义上是给了公民人均一份的国有资产券，但结果是很多人拿了资产券去换酒喝了，他们还是落得一无所有。”这种说法太夸张，退一步讲，即使真的拿资产券去换酒了，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至少他们还有这样选择的机会。他们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是自己决策的结果，而不是由不受制约的权力所造成的。

我们也必须看到，除了制度因素外，个人天赋、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也会导致收入的不等。在发展过程中有的人正好掌握了最俏的技能，有的人没有，这当然也会导致收入差异。所以，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有收入的不平等，这是自然的。关键是，如果由于制度原因使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拥有极不同的收入机会和发展机会，这种机会的不平等是人为的，是应该改变的。

《商务周刊》：中国人现在对改革感到空前的困惑，不仅企业家、官员、记者，就连一贯非常自信的经济学家也感到困惑；但另一方面却是中国的崛起获得了国际上很多的赞誉，难道是国内的人们自己理解不当吗？

陈志武：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走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所以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不奇怪。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在1978年后实际上在进行三项大转型。第一是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第二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第三是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这三项大转型中的任何一项都会给一个社会带来空前的震荡，更何况这三项大转型同时在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跨国海洋贸易使西欧经历了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使美国等西方社会经历了从农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完全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方方面面的文化；20世纪末期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经历的只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因为在此之前它们已经历了开放和工业化的过程，但就此一项转型就给俄罗斯带来了极大的震荡。因此，我们应该看清楚在身边发生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至少能给我们更好的心理准备。

《商务周刊》：您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释转轨时会存在哪些不足和偏差？世界银行有研究表明，那些大型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后，实际上绩效并没有改进。很多前东欧国家发现，它们现在对那些已经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的补贴跟私有化以前相比是增加了而非减少。不仅是一些偏左派的经济学家，即使是林毅夫最近在“中俄会议”上也认为，主流经济学作为大的框架应该没有问题，但作为一个指导计划经济国家转向市场的工具是有缺陷的。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很多暗含假设上，比如充分竞争、信息完整等，这些条件现在需要重新思考。您的观点是什么？

陈志武：如前面所谈到的，任何社会或经济转型都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事，你今天把国有企业变成民营企业，在其他相配制度机制（包括文化、法治）还没跟上的情况下，怎么能立即下结论说私有企业不行？一夜间改变企业所有制、土地所有权性质容易做到，但要彻底改变培植腐败的温床不是一两天的事。你说的这些研究结果只能说明国企改革的艰难和长期性，但不能否定民营化的方向。简单地讲，世界上有哪个富有的国家是靠国有制富起来的？其实，这些我们不需要做太多研究就能知道结论是什么。

退一步讲，以往关于是否要将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讨论太多局限在企业效率上，实际上民营化的意义远非如此。比如，前面讲到，国有制使权力太多集中在政府手里，会造成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国家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唯一可合法使用暴力执行规则的组织，这两方面已经给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本身已蕴含巨大的道德风险或腐败空间。如果再让它取代民间、取代个人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那么让民间就没有呼吸空间了，这种安排所蕴含的道德风险就更加无穷大了。再比如，我们现在到处听到关于自主科技创新的论述，许多人又在指望国家、指望国有企业来胜任这项任务。的确，如果科技创新只要有人才和资金就行了的话，那么国家既可召到人才又可通过国有银行获得大量资金。可是，过去几十年这两项条件都具备了，为什么没见到太多创新，以至于我们今天还在一如既往地呼唤着呢？关键是在国有制下缺乏创新的激励，而私有产权提供的恰恰是让人挖空心思创新的激励。

什么叫“主流经济学”？像任何一门科学一样，经济学也需要不断地发展，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去陈迎新，要用建设性的眼光来看待经济学。遗憾的是，任何时代的人所能用到的知识和工具不可能超出那个时代。在这种知识局限下，如果我们不需要做决策，那当然好，但是在现实改革问题面前，我们又不能回避必须做决策的硬事实。因此，尽管我们知道现有的知识有局限性，但应用这些到目前为止是公认最好的知识总比靠拍脑袋来做决策更优。换句话说，批评现有理论总是最容易，但在没有提出逻辑上更好而且经得起实证数据检验的理论之前，现有的经济理论框架还是我们仅有的依赖。正如吴敬琏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济改革是伴随着不同经济理论的引进而前进。

人类历史上有过各种转型、变迁，虽然那些转轨变迁在内容、广度和深度上也许跟中国正在发生的有所不同，但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的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在为自己的利益所驱动。我们不能以表面上的中国“特色”为借口来拒绝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知识。不管肤色和种族，人从本质上是一样的。

《商务周刊》：如果从改革和转轨的角度来总结一下，您对中国的改革接下来如何走有什么好的建议？

陈志武：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让市场的力量调节各地区间和群体间的收入机会，而不是由官权力来决定哪里有更多、哪里有更少的发展机会，也不能由官权力所延伸出来的“关系”来决定谁有、谁没有好的发财致富机会。同时，我们看到，即使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里政府总会有很高的权力，包括执法权、监管权和各种审批权。为了约束权力所可能带来的收入机会的不公，必须建立监督制约行政权力的代议制制度架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所必须迈出的一步。

新华日报》与《人民日报》之对照比较(转载)

《新华日报》与《人民日报》之对照比较 　　　　 　　　　--------------------------------------------------------------------------------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 　　　　什么是主权在民?依照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人民对政府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政制法律有创制和复决之权。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这四种权，才算具备了民主国的基本条件；如果这种权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说这个条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建设。 　　　　 　　　　因此，建设一个国家的民主，第一个标志，第一个步骤，就是把上述四权交给人民，不作一丝一毫的保留；政府的负责官员，由人民来选举，从人民中间产生；政府的大政方针、政令法律，由人民来决定，由人民来创制；政府官员的失职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违反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以罢免他或撤废它。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并且对于人民实行这几种权利，是不是毫无保留地加以尊重。 　　　　 　　　　根据这种标准来衡量我们当前的政治局势，就可以知道，我们要完成民主建设，首要的任务就是还政于民，就是把人民应有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真正交还给人民。如果离开这四种人民权利，甚至任何人民应有权利都不交给人民，而高唱实施民主宪政，还政于民，那就未免是空谈了。 　　　　 　　　　实现民主，完成民主建设，在一切主权还不在人民手中的地区，问题是立刻使人民有权，立刻把人民的权利交还给人民，而且是毫无保留条件的实行还政于民，产生民选的政府，建立民主的体制，颁布人民决定的政令法律。至于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广大的解放区，已经建立了人民选举的政权，组织了服务于人民的军队，解除了人民的痛苦，改善人民的生活与教育，就是说，人民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已实现了充分的民主，在这些地方，问题就是要在法律上予以承认和保障。只有这样才能显出还政于民的诚意。 　　　　 　　　　民主的正轨是人民有权选举政府，有权决定法律。合于这正轨的就是民主，不合于这正轨的就是不民主。前者应该得到发扬光大，而后者应该立即改途易撤，真正还政于民，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么?然而有些不愿意中国实现民主的人，不愿意中国从落后进展到民主进步的人，他们空谈实现民主，却不把任何一点自由交给人民；不但如此，对于人民已经得到自由权利的地方，他们还要加以取消，说是取消了这些民主，才能够实现民主。这样一来，倒好象政府不由民选，法令不由民立，才叫做民主；而人民选举的政府，人民决定的法令，反而是不民主了。言论出版集会和人身自由是民主的起码条件，但他们认为要求这些条件，是阻挠民主。没有党派的合法地位，没有取消一切限制人民的法律和组织，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但他们认为提出这些要求，就是反对还政于民。在他们的世界里，简直一切都是颠倒的了。 　　　　 　　　　民主的正轨是人民有权，人民作主，这是全国人民无不知晓的事。抗战八年来，人民的要求就是要得到应得的权利。边区和解放区一万万以上的人民已经得到的民主权利应该保持，不能保持就是取消民主；大后方和敌占区人民是没有得到民主的，现在应该得到，如果不让他们得到，就是阻挠民主。世界是民主的世界，中国也应该是民主的中国；在民主的中国，取消民主和阻挠民主的做法是不能成功的。 　　　　 　　　　如何实现民主呢?请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 　　　　 　　　　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它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 　　　　《人民日报》 (2004年11月23日 第九版)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思想纵横） 　　　　 金锵 　　　　 　　　　党领导的意识形态工作，历来是一条重要战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这样。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现代化建设任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关系党执政的全局。党中央强调，要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来认识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头脑清醒，心中有数，工作扎实，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正确处理思想理论领域的各种问题，切实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是完成党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时代前进需要向上的主流思想来引领，社会发展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在当代中国，我们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和任务，就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从而更好地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没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没有统一的思想和意志，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就不可能真正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达到预期的目的。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是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的根本需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这种优势要靠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来保持和发展。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是十分尖锐的。在国际局势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不会减弱，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侵蚀不会止息。历史经验证明，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入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夯实基础，稳如泰山；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既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又抵制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才能不断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是创造党执政的良好环境的有力保证。党的执政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的。我们党要长期执政，必须不断改善执政环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我们只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高举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才能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防范和抵御各种腐朽落后的文化观念，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在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占据主动，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文化条件。面对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以及人们思想活动自主性、选择性、差异性的不断增强，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高举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才能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为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提供思想前提。 　　　　归根到底，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是同坚持党的执政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全部执政活动的最高目的。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就是为了更好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坚持党的执政目的的内在要求。只有从这样的高度来看待形势、思考问题，才能看得准、想得深，在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问题上不含糊、不动摇，从而把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人民日报》 (2004年11月23日 第九版)

我一直以为共和国关于九年义务教育的承诺没有兑现。最近，又看到一个新词，“免费义务教育”。新鲜，原来一直以来实行的早就是“义务教育”，不过是“收费义务教育”而已。

 

最近国家腰包鼓起来了，外汇储备据说马上要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了。但是，为什么“免费义务教育”一直不能兑现？

 

其实道理很简单: "如果你家里如果请了很多的奴隶，你希望他们都受到教育吗？做奴隶时，每天给饭就行了吃，如果他们都受到了教育，知道了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知道了民主自由，就不愿意作奴隶了，相反要反对你把他们当作奴隶了。少数人明白了这些道理不要紧，可怕的就是人人都知道了这个道理，而义务教育不出20年，农民都会知道这一切，那么根基就要动摇了，因为就是靠农民起家，每次遇到危机就到农村去搞什么社教，只要抓住了这群愚昧的人，政权的暴力基础就有了保证, 就永远不会倒。这个根本动摇了，那不是做自己的掘墓人吗？"